我眼中的孔孟

                                                                                                           陶辉纳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孟子却比作柏拉图。
　　细细端详孔孟，你就会发现孔圣人，孟贤人有诸多的不同，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指天看地一样。柏拉图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回轮到孟贤人说：“吾爱孔圣，但吾更人民。”孟贤人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我们的孔圣人却不停的在说“克己复礼”，孔圣虽然称管子对国事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的攻击他用器排场超过了人臣的限度。颜子是孔圣最钟爱的弟子，颜子死后孔圣痛哭流涕，如丧亲子，然孔圣却根据“礼”的要求，反对厚葬颜子。孔圣甚至为了“礼”的需要，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孔子不耻阳货的所作所为，但为了“礼尚往来”，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试想一下，如果阳货突然回家见到孔子，不知孔子心中是何种滋味？难道孔子是做了周密的调查才去的吗？
　　孔孟虽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一样是师徒的关系（从大的角度来讲），但是这对师徒存有诸多的差异。在《论语》中孔子总是以一种“君子坦荡荡”的形象出现的，孔子称赞曾子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思想，孔子的称赞就是对其“君子坦荡荡”思想的最好体现，而孟子则是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激烈形象出现的，时常大呼“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俨然一个愤青的形象，有种“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似的决心，心像秤砣，不撞南墙不回头。孔子悠闲，孟子紧张，两种鲜明的思想就同火山般爆发出来，难以忘记他们壮丽的情景。
　　如若把孔圣称为一位饱经世事，苍茫于天地的老者，那么亚圣则是一位率性而为，心忧天下黎民的壮年奇男子。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出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君王的赠仪，受或不受，全出己意。在亚圣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青年一般的张扬个性，率真自然的样子。而在孔圣的身上让人感到夕阳西下，迟暮将归的老气。或者说是所谓的“成熟”。
　　孔圣人有时会面对着长江黄河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稃浮于海”，“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他总是在追求一种古旧之物，想要恢复周公的时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孔圣想要的是一个周公式的社会，“幸运”的是各国的君主“明智”不用孔子，如若用之，保不齐出现“南周”、“北周”之类？
　　孔圣和孟子都在追求一种有利于民的方法。孔圣用的是“礼”而孟子用的是“不杀”。齐宣王问政于孟子贵卿应做的本分，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尚贤，而不拘泥于礼法，孟子敢于撼动正统的位子。梁襄王问孟子曰：“天下恶能定乎？”孟曰：“定于一。”襄王又追问曰：“孰能一？”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以“不杀”而能王天下，早就超出了孔圣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界限了。孟子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孔圣，更加适合我们现今的生活的精神需求。
　　吾观之孔孟，犹如观之地球之南北两极，虽统一于地球之中，但南北两极“老死不相往来”，见面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孔孟之思想差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