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重孔子而喜爱孟子。敬重，意味着高山仰止，不是孔子难以亲近，而是他的温厚睿智，非到一定年纪无法品味入心。孟子则不同。我读孟子，胸中常涌动一股浩荡气概——“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此一句，已揽尽大丈夫的傲骨，正合青年的方刚血气。简言之，孔子如家长，孟子如兄长。
　　初读孟子，对他的安身立命处缺乏同情、了解，且存有偏见。我曾对他同梁惠王等人谈话时总落脚在称王上颇为不满，觉得他为民请命了半天，最终仍是服务于王道。细细琢磨，方知结论下得草率。
　　历史固然是人民所写，但每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帝王将相那些有形无形的手总频繁显现。诚如近人王芸生所言：“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来讲，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士人是人才，更是奴才。统治者为了权力的最大化任用他们，决不会让他们脱离樊笼。不过春秋战国的纷乱给了士人一定的自由，统一性力量的暂时缺位，也给百家争鸣提供了空间。但军政大权毕竟操控于诸侯巨室，欲成就事业，须先获其青睐。这已限定了士人的路数，注定纯粹的民间立场无济于事。
　　深谙此道的孟子没有走向法家或桃花源；相反，他将仁政作为称王的前提与核心，告诉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此，他首先要求诸侯行仁政，随即巧妙地将“道统”即“仁政”的标准揽到士人一边，摒弃了“杀人有理”的丛林规则。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暂时握有“道统”，是由于“势统”的分裂。一旦归一，“势统”必然同时取得对“道统”的绝对话语权。实行“仁政”赢得“势统”，“势统”归一又意味着“道统”被迫与之合流，士人原本相对的独立迅速消失。当愈发贪婪的“势统”逐渐不可收拾，连“养生丧死无憾”的底线也失守时，历史便再次循环。
　　更大的悲哀在于，以“仁政”赢得“势统”也多半是虚妄。“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来只是历代胜者的“事后追认”，“得天下者得民心”才是真正的逻辑。然而孟子趁“势统”衰微之际，以“王者师”的身份四处游说劝谏，等于主动承担起“道统”的重任，从而抽掉了暴政的理论基础，将“道统”交由士人。由此孟子必须强调士人的作用，所谓“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惟士能”。士人个人的修为，被提到了堪与“势统”争高下的位置。
　　梁惠王以孟子迂阔，不用。的确，孟子的壮怀激烈常与他的功利目的相悖。其实孟子的要求并不高——“今夫天下之人牧……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可惜“天下之人牧”鲜有不嗜杀人的，而人民依旧惟顺从一途。最低的标准居然成了最高的空话。如此反差自然令孟子难以泰然，也激活了他的怒气。统治者把野有饿殍归罪于收成，他愤然质问：“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尚属劝统治者实行仁政的范围，而“民为贵，君为轻”无疑就出格了，及至说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简直“大逆不道”。难怪明太祖朱元璋必删改而后快。
　　孟子的价值也许正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实践过程。无奈接受丛林规则之后，孟子坚拒“应然”的荒芜、沦陷和卑劣。他铁肩担道义，在现实世界堕落的同时，坚守精神世界的批判维度。他既独善其身，又不因兼济天下的渺茫而放弃。子路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言于孟子，可能心有戚戚。
　　怀想两千多年前的某天清晨，那个名叫孟轲的中年男子，带着他的学生，又一次默默地约车治装，奔赴未知的前程。时值民不聊生的战乱岁月，失范的权力泛滥成灾，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膑、田忌，均显赫一时。惟独这位儒者的清瘦背影，在愈驶愈疾的马车上轻轻摇晃，渐渐远去。沿途破败的景象勾起了他的无限悲愤，只听一声长啸伴着古老的马车吱吱呀呀，从天尽头传来，久久回响在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