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

      叶行昆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自以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都是经过五百年，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到他那时又有一百多年，因此“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他自居于从尧舜至孔子以来的“圣人”传统的。这就是儒家所谓“道统”的先声。孟子鼓吹效法先王和主张实行“仁政”、“王道”，就是要继承这个“圣人之世”的传统的。

    孟子提倡效法先王，是为了推行其“仁政”和“王道”，与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针锋相对。他竭力鼓吹效法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也还主张效法周文王，说：“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他把当时的制度安排，分别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任何制度思想的基础是其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其“仁政”制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对庶民来说，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世道衰微，仁、义、礼、智"四德"沦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他所倡导的“仁政”与“王道”，实质上就是其制度思想的内核。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仁爱”精神，而依托于“性善论”；将孔子的“内圣”推及为“外王”。本文仅将“仁政”制度思想中涉及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相关内容简述如下：
    一．等级制度：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这便是著名的“民贵君轻”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突破。姑且不论其说之合理与否，这里“丘民、天子、诸侯、大夫”的等级排序是显然的。尽管“民贵君轻”是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倒置描述，但其孟子把等级制度的存在视为天经地义。可以说，等级制度的观念是孟子“仁政”制度思想的“绝对理念”。辅之于“民贵君轻”说，他还提出“劳心、劳力”说，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孟子·滕文公上》）”。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同上）“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他欲以此效仿周公“制礼作乐”，试图设计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君臣，臣民”上下等级制度。（详见《孟子·万章下》）这是一种驾驭与被驾驭，统治与被统治的人际关系。如果此说仅就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的现实层面而言，应该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周公制礼”，“分封列国”；是建立在宗法观念上的等级制度，而时代进入战国时期，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已经呈现，“礼崩乐坏”已是时代潮流。此时此刻，他欲追随孔子“克己复礼”，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被讥讽为“迂腐”也就不足为奇了。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