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会通西学以开发传统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新儒学之“新”即在于它不是为封建专制主义论证，而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论证的。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导致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出现，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证明中国文化在本源上先天不足，中国文化并不缺少民主的萌芽种子，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梁漱溟说：“但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国却不感生疏。此其证据甚多，参看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可得其概，不胜枚举。大约在古代，则孟子所发挥最明彻不过，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是”[26]。熊十力在其晚期著作《原儒》中，借原始儒家发挥其民主思想，虽与学术规范相左，但于中可见新儒家会通儒学与现代观念之一般。能十力将儒学传统分为“大道之学”的传统和“小康礼教”的传统。他认为，孔子外王学的真相是“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27]熊十力着重阐述了《易》、《春秋》、《礼运》、《周官》的外王学思想，指出以上四经中即包含有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萌芽，如格物之学、发展生产工具、尊重知识，以及三世说、民本说等等。《原儒》附录“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认为，孔子早年服膺小康礼教，五十岁学《易》之后，在内圣外王两方面都有了革命性变化，所创制六经与秦汉儒生改窜的六经，根本精神并不相同。后者拥护专制主义和私有制，前者却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民主社会主义[28]。港台新儒家的“返儒学之本开当代之新”，也体现了一种会通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
    综上所述，新儒家从维护传统的角度出发致力于会通传统思想与现代化，这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形成了显明对照。然而仔细分析起来，新儒家与五四反儒论者在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上并无分歧，在反对封建专制、崇尚民主与科学，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等方面也不存在什么冲突。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上。五四代表人物持激烈反传统的态度，主张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甚至告别中国汉字[29]。新儒家则认为儒家传统具足一切美好的价值，不待外求，而且能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资源。是耶非耶？

    儒家传统对现代化的意义
    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今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一问题的意义已经大不同于五四时代，也不同于早斯新儒家的时代。经过五四运动的严厉批判，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的儒学已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一部分的儒学，恐怕很难指望儒学会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即使是经过新儒家改造后的儒学恐怕也不会成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更遑论什么“儒学文化的复兴”了。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对我们已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不只是为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所局限的特殊内容，而且还包含着超越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普遍性内容。五四运动扫荡了前一方面[30]④，新儒家则突出地强调了后一方面。在新儒家看来，儒家学说中所包涵的普遍性内容关涉到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体认，属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层次，它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某种超越的智慧，而且在终极意义上决定着人类向人道和文明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从儒学中吸取的是其与现代生活适应的、有助于现代人认知世界、完善人格的普遍性智慧，而不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才是现代的，而且是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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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页。
              [2] 参启良《新儒学批判》第14页。
              [3] 参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第104页。
              [4] 易白沙《孔子平议》，《五四运动文选》第47页。
              [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期。
              [6]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五四运动文选》第47页。
              [7]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第三卷一期。
              [8]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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