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认为，西洋民族是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则以家族为本位。家族本位产生四点恶果：（1）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2）窒碍个人思想的自由；（3）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4）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势不相容，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9]
    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和《读荀子书后》两文则深刻地揭露了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相互依存的关系。吴虞说：“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资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权遂相依附而不可离。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骂父母者上之，故儒教最为君主之所凭借而利用。”[10]而儒家的孝是连结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的根干。他说：“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析。”[11]又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连结之根干。”故要推翻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就必须从“非孝”下手：“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12]他写了许多攻击孝道的文字，引起广泛的响应。胡适就曾高度评价吴虞，不但认为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而且称誉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13]。
    吴虞对儒家孝道的反动政治作用的抨击，也得到李大钊的响应。李大钊在五四后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14]在攻击儒家理学的“孝”是牺牲个性、维护家族，是专制政治的基础这一点上，同吴虞相当一致。
    第三，旧礼教的严酷性。新文化运动深刻地揭露了传统礼教的残酷和非人道，也指出了礼教与近代法治精神的对立。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一文中，既以“个人”与“家族”相对，又以“法治、实利”与“感情的虚文”的礼教对举，以为西洋是以“法治”为本位，东洋以“感情的虚文”为本位。法治代表平等无阶级，礼教重尊卑阶级无平等，二者之间万万不能调和。吴虞曰：“中庸云：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礼所生也。盖儒家之论等差，一曰亲疏之别，二曰贵贱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别，是儒家以礼为法也。”[15]以礼为法，则君、父、夫拥有绝对的权威，使社会之不平等愈演愈烈，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遭到践踏。程伊川所谓“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传统礼教非人道的写照。
    在批判旧礼教方面，最激烈、影响力也最大的是鲁迅。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四卷五期发表，风靡一时。《日记》里有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看到《狂人日记》后，即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响应，他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16] 
    吴虞列举历史上许多礼教杀人吃人的事实后说：“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什么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所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17]从此，如何狠批“吃人的礼教”便成为青年志士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应该予以充分评价。它一方面猛烈批判腐朽落后的旧传统，一方面热情拥抱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纪元。文学革命的成功，知识青年的觉醒，国故整理与古史讨论，就是以对儒家传统的批判为前提的三项划时代的历史成就[18]。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五四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在学理上的缺陷。任何文化现象都可分为理论层次（基本价值与核心观念）、行动层次（理论的信奉者及其实践活动）和物质层次（经典、庙宇、塑像等）。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实包括这三个层次而无遗。五四时期的反儒家言论，大部属于行动层次，偶尔涉及物质层次，对儒家的理论层次，如仁、义、心、性等问题尚少提及。因而使得对儒学的批判停留在比较肤浅的水平上。而且陈独秀等人把传统与现代化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又缺乏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具体历史分析，导致随后新儒家学派的非难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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