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李广良
    儒家传统在中国近现代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造成这一悠久传统没落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点：（1）儒家传统自身失去生命力，无法适应历史的巨变；（2）西方近代文化破门而入，其强劲有力之势令古老儒学相形见绌；（3）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概而言之，民族危亡的客观情势与主流知识分子的主观选择一起促成了儒家传统的没落。但没落不等于消亡。在经过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沉重打击以后，儒学到似在渐渐恢复它的生机。韩国等东亚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提醒人们，儒学与现代化并非是互不相容的。在国内，曲阜成了观光游览胜地，“孔府家酒”在给孔子故乡的人们带来巨额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探索。儒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引人注目的是学者们关于儒学的纷纭聚讼都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点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与现代化不但互不冲突，而且儒学中本来就存在着“开出”近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种子，儒学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富强，并有益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其存在价值，不仅不能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必须对之进行深入的批判，才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还有各种类型的折中论与调和论。本文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只想考察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关于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看看是否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其实。

    “五四”时代对儒学的批判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1]。同本文关注的是前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起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迎接[2]。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对儒家传统丧失信心，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的刺激，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流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全盘输入西方文化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康乐，而要使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民众所接受，就必须与固有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于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轴心的儒家及其象征孔子，理所当然地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终于形成了一股打倒孔家店，反对儒家传统的浪潮。社会主义者陈独秀，自由主义者胡适，马列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和巴金，文学家鲁迅，四川才子吴虞等都是这股新文化浪潮的成员，他们不约而同地组织了一个和儒家传统彻底决裂的联合阵线，向儒家传统发动猛攻[3]。他们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学说是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土壤。1916年，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最早对儒家学说发动攻击。他认为孔子是历代独夫民贼所利用的傀儡，孔子思想中至少有四点弊端：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养成思想专制之弊。”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辱民贼牢笼。”[4]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国伦理政治之大原”[5]，专制主义对人格的禁锢造成近代中国人单一自求新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6]，欲救中国，必将旧封建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在他看来，孔孟儒学与近世平等自由之新思想，是相互背驰的。要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就非要打倒儒家的旧传统不可。他坚决主张：“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的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7]李大钊将孔教与孔子区别开来，认为有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是孔教而非孔子。他说：“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可见，李大钊所反对的并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而是作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这个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只有破除了这个孔子，才能实现中国的自强。因此，他大声疾呼：“自我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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