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中国人根本没有一神教传统；如果以基督教为宗教的标准，中国人甚至不信宗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以源于基督教的本相言说作为裁决中国传统伦理的绝对标准，是否会陷于圆凿方枘不相入的地步？从哲学的角度看，以西方抽象的本质主义作为裁决中国具体型智慧的标准，是否又会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截与偏取？进一步看，中国具体型的智慧是否就根本缺乏普遍性的关怀，从而也只能津津于各种功能性的角色言说呢？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虑，郭齐勇与笔者以《也谈本相与角色》（第21——44页）为题联合撰文，既论儒家道德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同时也兼答黄裕生先生。这就进入了争论的第二个层次或第二阶段。
    在“也谈”一文中，我们除了先“对黄文思路、观点”提出几点质疑外，专门分析被黄文定性为纯角色性言说的儒家之“礼”与“仁”，以掘发其中的普遍性蕴涵。比如在“礼：蕴涵在角色中的本相意识”一节中，我们首先从礼的角色性特征出发，通过孔孟荀对礼的大量论证，说明“礼正是以其具体的‘节文’，表现着人的普遍而又共同的需要和规范。这种共同、普遍的需要与规范，就是贯穿在礼这种具体形式的‘变’中之‘常’（不变）的因素，亦即普遍性与绝对性”（第32页）。至于被视为典型的礼之角色性表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我们看来，也“蕴涵着人都不能脱离其具体角色这样一种共同性与普遍性；而正是这种丰富多样、繁复多变的角色，才蕴涵并表现出了人之为人这一人的本相含义及其共同性与普遍性”（第33页）。所以，我们总结说：“人的本相究竟存在于哪里呢？从现实人生来看，它也就首先存在于各种具体的角色之中，因为人首先只有获得各种角色的存在，然后才能通过具体的角色去体认、提炼并概括出自己的本相”（第34页）。相反，“那种完全先于角色并独立于角色的所谓‘本相存在’，实际上只是思辨哲学的逻辑虚构，其关系也只是思辨逻辑的关系而不是现实人生中本相与角色的实际关系”（第34页）。
    由角色性的“礼”到作为根本原则的“仁”，儒家伦理表现出了更多且也更强的普遍性色彩：“一方面，‘孝弟’、‘忠恕’、‘爱人’等等固然已经是为仁，但对整体的作为本相的‘仁’来说，却不过是其具体而又相对的节目时序，——所谓角色性的表现而已；另一方面，作为与圣并立的仁——即整体上体现‘仁’的仁人，则是一种理想性的境界或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37页）。这就是从孔子、子思（《中庸》）到孟子一直坚持“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以“仁”为人之为人之本相的根本原因。正由于儒家论仁的这一特点以及“仁”本身含义的多重性、复杂性与有机性，所以儒家的“仁”既不是孤绝的信仰，也不是干枯而又抽象的纯形式（本质），它始终存在且也表现于各种具体的角色之中，而“它所蕴涵的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不仅不是二元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反而是互渗互证、并且是始终融为一体的”（第40页）。孔子的“礼”、“仁”如此，孟子的“心”、“性”亦是如此，直到宋明，朱子的天理论、阳明的良知说概莫不如此，有谁能够否定其中的普遍性蕴涵呢！问题在于，由于儒家伦理中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始终是内在且也表现于特殊而又具体的角色之中的，是二者统一的表现，因而只有从孤绝的信仰主义或抽象的本质主义出发，才会对其中的普遍性与绝对性视而不见，从而试图将其逼向特殊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死角。
    这样，关于儒家伦理有无普遍性蕴涵之争，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中西文化之争了，——是以西方文化来裁决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传统来理解儒家伦理之争。黄文之所以坚决否定儒家伦理的普遍性蕴涵，关键在于他的标准是完全来自西方的，是以西方的抽象智慧（信仰主义与本质主义）来裁决中国的具体智慧，所以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而我们之所以与黄文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也主要因为我们是以具体来诠释特殊和相对，因而所谓特殊就不仅仅是特殊，——与普遍彼此外在；所谓相对也不仅仅是相对，——与绝对彼此对立，而是同时蕴涵普遍性与绝对性于其中的具体，是二者的同时并在与当下统一的表现。这可能就是我们与黄裕生的主要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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