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显然，20世纪上半时期是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内战不断，民生凋敝的50年，然而，在哲学、史学、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领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大师，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牟宗三、胡适、郭沫若、钱穆、傅斯年、陈寅恪、范文澜、剪伯赞、鲁迅、老舍、茅盾、巴金、费孝通、王亚南等等。20世纪下半期，社会比较稳定，和平发展，人民逐步走向富裕，然而，无论从思想的原创性，还是从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后50年人文领域的工作者们所表现出的状态显然无法与前50年的思想巨匠们相提并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一点不容否认，即前50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绝对大多数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即使反儒家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等，他们同样受到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抗争意识的影响，只不过他们是借助“反”的形式体现儒家精神而已。后50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是零碎的、不系统。不系统就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源泉植根于中华文明长期演进与累积的沃土之中，就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孟子士的精神之有无，是关乎学术原创力的重要参数，当然不是唯一的参数。在西方文化的传统里，西方知识分子接续的是传教士的献身传教的精神，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得不接续儒家的士的传道、弘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否则，生命的动源就会枯竭。
    当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教育，当博士、硕士进行批量制造的今天，何以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确需要认真思考了。何谓知识分子？诚如金耀金所言，并非凡“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也非凡“运用文字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也非凡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从事于创发、诠解、传播及适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观念的人。”“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8）他们是社会时代的批判者或代言人，由此他们与当权者往往是牴牾的。金先生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理想的形象。在整个历史上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符合这个理想的形象。理想的知识分子与孟子所说的士有许多契合点，故而一向注重“公众知识分子”研究的杜维明教授认为孟子思想里有四种资源对塑造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着特别意义。“第一种资源，是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历史文化使命感。”“第二种资源就是知识分子基本是社会良知。”“第三方面的资源更重要，即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第四种资源就是儒家的从道不从君的抗争精神。（9）杜先生的见解无疑是富有启发性。
    孟子士的品节对塑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以德性的优先的原则。在孟子看来，德性是士的第一生命，是士之所以为士的本质所在。如果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萎缩于学术象牙塔里的技匠，而是以自己的技能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热心公共事务特殊群体，那么德性对于知识分子就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作为社会的良心，还是作为时代的眼睛；无论是说出事实，还是戳穿谎言，不将德性放在首位都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分子走进实验室，也许可以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保持“价值中立”，然而一旦走出实验室，进入家庭、社区、族群、团体，面对家、国、天下，能否真正起到社会的良心，而德性的养育、体察之工夫就显得十分重要。像孟子那样将志于仁义之道作为终身追求或者毕生的事业，对许多专业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已无此必要，但以仁义省察自己言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却有着须臾不可离的意义，对“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而言，更应如此。
    第二，自尊心与自信心的重建。近百年的历史变迁，知识分子不断由社会“中心”滑落于“边陲”，由社会构件中的枢纽沦为粘着在社会“皮”上之“毛”，想挤进社会的中心地带，就必须改变自我身份，异化自己，或为官，或从军，或为工，或学农。当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那刻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矮我化中，自我失落，在“臭老九”的诅咒中，渐失自尊，渐失自信，由官奴而钱奴，在丧失主体性的社会氛围中，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孟子德尊于位，道高于势，以德抗位的抗争精神，“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傲视权贵的气魄和对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轻蔑，是医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软骨病”的一剂良药。重读《孟子》，体昧士的真精神，挺立起知识分子本有的脊梁，鄙倪一切钻穴相窥，越墙相从的行为，庶几可以重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第三，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群体自觉。杜维明教授指出，孟子的士的自觉有“位”的意义即客观价值，杜教授所说的“位”当然不是“官位”，也不可能是西周分封体制上天子、公、侯、伯、子、男等系统上的一个位阶，而是说士在社会结构中有自己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客观价值。由孟子对士阶层存在合理论性证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技是生产力的论说，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是“毛”而是社会自组织系统中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并不依附于其他阶层而存在，而是社会主人翁。孟子士的主体性思考对于重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知识分子是社会系统中的一类存在物，既然这个群体有类的意义，就有这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阶层的属性、价值、意义，这样迫使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角色进行反省与思考，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这种群体自觉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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