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戊戌变法是中国传统士大丈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的分水岭。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可视士阶层面对国难最后一次政治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政治抗争的终结，意味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西方教育模式下培养起来的留学生，一是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是由旧时代的士大夫自觉转型而来。零星的留学生可以追溯19世纪的中期，而大规模的出国留学则在维新失败之后。新式学堂的兴起当然要追溯到维新变法。兴建新式学堂是教育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唯一延续下来的成果。20世纪一开始，在新一轮改革中，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标志中国学生培养模式的转换，即由培养士大丈夫向培养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不少旧时代培养的士大丈与时代一起进步，自觉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来源都与维新运动有关。五四学生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地以独立力量走向历史舞台的标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社会急遽动荡，国家危难之时，他们秉持孟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侧身于时代滚滚洪流之中，规划着时代的前进，审视着人类的未来，尽到了他们的时代责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问挺起中国的脊梁的人物何以会在中国发生，当然应归功于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的传统，归功于孔、孟、荀等儒学原创人物对士的规定和要求在社会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20世纪后半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队伍扩大了。他们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人文研究、出版影视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人格被严重扭曲，其心灵受到巨大的摧残。在高贵等于愚蠢，卑贱等于聪明，手脏者（农民沾满了朱粪，工人粘满了油污）心灵最干净，而手干净（知识分子爱讲卫生）而心灵最肮脏鲜明对比之下，一批批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矮化、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在一次又一次灵魂内处爆发革命中，自我也将自己形象丑化了，妖魔化即成为真正的“臭老九”。只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等少数知识分子还能坚守住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确乎其不可拔”的东西在，偶尔发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吼声。令人心寒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在这一时期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顺”之一词换成了“紧跟”吧了。他们竭力通过钻穴相窥，越墙相从而求为时代的新宠，如此一心窥伺着政治的风向标和揣摩着政治人物的心思，政治人物一声令下，群起响应，推波助澜，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你方斗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天”，“几家欢乐几家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写照。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由政治为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知识分子创造力得到空前释放。由于传媒的多样化和社会的结构、制度多元化以及不断融入到全球化进程，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空前强化。由过去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转向自我张扬，由过去关心社会更多地转向关心自我。这里的自我包括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但我们毕竟处在发展过程中，社会财富虽然快速增长，然而未还很有限。无论是在国策知识分子中，还是在学院知识分子中或在公共传媒知识分子中，大师尚不多见，然而掌控学术资源、扼学术命脉的学官已经为数不少。不少知识分子经不起外在的诱惑，守不住的学术本位，不惜“越墙相从”，钻入官场。进入官场就可以撑控学术资源，撑控学术资源进而可以支配学术命脉。由学入官，由官宰学，在今天决非个案。由此产生了学术老板和学术打工者二层分离，出现了有钱者不干事，干事者却没有钱，学术低平面重复的局面。由官奴而沦为钱奴，虽然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但却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反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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