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孔子之后兴起的文士集团，不再是西周以来官僚等级体系中的一个位阶，而是从来未出现过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合理性存在一再遭到人们的怀疑。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朱熹认为：“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当为农、工、商、贾之业，则高尚其志而已。”朱子的解释空洞而了无实际。依朱子的解释，“高尚其志而已”即士除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似乎无所事事。其实，孟子在回答彭更士“无事而食”的质疑时，曾明确告诉彭更士之所事“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士之所事不仅仅是自我修养，还有客观社会功效，还是文化传承之业。“尚志”与孔子的“志于道”是一回事。尚，有高尚意，也有推尚意，旨在说明“志”的先在性和根本性。孟子进一步解释“尚志”说：“仁义而已矣”。仁义即道，道即仁义，“志于道”即志于仁义之道。志于仁义之道从消极的方面说即“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也可说杀一无罪，行一不义，虽然能得到天下，也不干。孟子要求人们扭紧道德的最后阀门，决不松开这一最后防线。这道防线一开，将全线崩溃。从积极的方面说，志于仁义之道即“居仁由义”。“居仁由义”即以仁的境界、胸怀、气度、精神，秉持义的原则，去创造一切，裁量一切，安排一切，解决一切现实问题。
    仁义之道是士的第一原则，根本原则，是士的本质、灵魂、精神归宿，失去了这一原则士就会成为钻穴隙相窥的贱士、四面讨好的乡原、枉己以求利的小人。孟子强调原则、道义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本质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做丝毫的妥协与让步，任何出于私利“枉尺直寻”的打算、计较都会使士的精神丧失殆尽。公孙丑曾感叹老师的道“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明确告诉他：“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强调士的抗争精神、孤往精神和大丈夫精神。
    抗争精神。孟子强调士可以失位，但不能失德，而国君、当道，可能有位，未必有德。当德与位不相协调至甚至发生冲突之时，尤其是权力显示出其特有的傲慢时，士起而捍卫自己的尊严，进行有力的抗争。齐宣王托病不见，表现了权力的傲慢，孟子亦托病不去朝堂，以示抗议。景丑氏质疑孟子的做法不合乎礼经“君召，不俟驾”的规定时，孟子引出曾子的论点进行强烈地反驳：
                 
    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载？’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之所以不上朝堂拜见齐宣王，是因齐宣王公然以其一（爵）而慢其二（德与齿），对齐宣王这种权力的傲慢进行强烈地抵制与抗争。当然孟子对齐宣王并没有完全失望，“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孟子·公孙丑下》）,希望齐宣王学习商汤之对于伊尹，齐桓公之对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的做法，对于他也“学焉而后臣之”。而不是相反，“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孟子·梁惠王下》）“夫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不是拘泥于礼之小节。
    以德抗位，壁立千仞地挺立起知识分子的脊梁，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千古典范。在孟子那里，知识分子的腰是直的，骨是硬的，顶天立地，堂堂正正。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这种专制政体形成的传统社会，乃至在今天的民主社会都很难想像的‘傲慢’，正是孟子以德抗位的风骨所在。”（7）以德性的自尊对治权力傲慢，最起码在历史上流衍为两大奇观，其一，论证了礼贤下士的合理性、公正性，即形成了一条评判明君与昏君千古不变价值标准，礼贤下士即是明君，以权力傲慢德性就是昏君；其二，为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士人握治权做了论证。士到底是君主决策的执行者，还是君主治国指导者，孟子“学焉而后臣之”，“欲有谋焉则就之”作出了回答。他反对君主要求士人“姑舍女所学而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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