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何事：仕与尚志、孟子指斥纵横术之士钻营，痛恨乡原奸滑，力图扭转士风，要求士回归士的精神，挺立起士的人格，为民表率。
    由于士阶层人数激增，大量不劳而食的人出现引起整个社会对士的疑虑，这个新兴的知识阶层的出现是否具有合理性，他们有没有客观价值？他们凭什么可以不耕而食？对于这疑感，孟子以滔滔辩才，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士合理性存在进行辩护。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孟子·滕文公》）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这个团队的确相当庞大，如此多的人需要供养，消费自然也比较可观，所以彭更以为这样太过分了。在彭更看来，“事而食”是合理，“无事而食”是不合理，而孟子团队恰恰是“无事而食”，即不干活白吃饭。彭更质疑看起来是个案问题，实际上是士阶层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彭更的问题是富有挑战性的，而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所作的回答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回应。通过他的回应，论证了知识阶层存在的合理性。“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这是士阶层存在的根据。“入则孝，出则悌”指向士的主体活动，由此主体活动而为社会树立了行为准则，“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是士的客观价值，表明士是道的担当者，文化的传承者。孟子告诉彭更，“为仁义”的士像梓匠轮舆一样是社会整个链条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这个环节比梓匠轮舆还尊贵。
    士的出现作为战国时代一大奇观，“无事而食”，“不耕而食”发问可能是那个时代热追的问题。“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面对樊迟为稼、为圃的提问，孔子曾明确指出，那不是知识阶层所为，而好礼、好信，致使天下百姓归顺才是君子应当考虑的问题。面对公孙丑“不耕而食”，“不素餐兮”的疑问，孟子告诉他君子可以使国家安定、富足，君上尊贵、荣耀，如青年后进信从他，就会孝敬父母，敬重长上，忠于职守，诚实守信。杜维明指出：“孟子从政治和教育两方面证明君子并不素餐，而且是即使以显著的功效作为衡量的标准，肯定君子的地位也是收益极大的社会投资，是顺着公孙丑的思路而作出的回应。”（6）当然，知识阶层作为脱离生产之外的新阶层，它不会也不能生产经济价值，士的意义在于它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
    士的存在与价值有三：政治价值，安富尊荣；道德价值，入孝出悌；文化价值，民族精神的载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世学者。这些论证只是证明士阶层出现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理由与根据，并没有解决个体的士如何生存的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士的存在，就有谋食与谋道或职业与事业，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困惑，这些问题孟子本人也无法回避。
    “士无事而食”只对游士而言，而对于“居于是国”的士而言，士当然有所“事”，决非无所事事。孔子所开创的文士阶层，所事不过三途：出仕、教书、相礼，出仕是为政，教书是传道，相礼是司仪。子贡、子路重为政，曾子、子夏重传道，子游氏之儒重相礼。当然，三种职业可以交叉、重叠、互换。孟子曾“为卿于齐”，授徒于邹，滕文公问礼于宋。孟子明确指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职位对士而言，就好像诸侯的国家，失去国家的诸侯当然诸侯就不成为其诸侯，没有职位的士就没有“士田”。没有士田，士就无法举行祭祀，无法举行宴会。仕，士生存的重要凭借。
    仕，是士的职业，是士谋生的手段。尽管如此，然而作为有道德操守的士也不会通过钻营、挖穴、打洞以寻求进身之门径。“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他的学生陈臻曾问：“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说：
    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为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为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迎之致敬以为礼”是士之仕与不仕唯一之道。可见，对士而言，仕之权不操诸己，而是操诸当道。事实上，大量的士可能没有仕的机会，只有靠国君周之，“免死而已矣”。
    仕与不仕，决定了士人生的遭际不同状态，即得志与不得志，穷与达。得志与不得志，权不在我；达与穷，权不在于我；权在我者，修身而己，守身而已。孟子说：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加泽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嚣嚣”即怡然自得的状态。在孟子看来，士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无论在什么状态，不管当道如何认识、看待自己，不管自己命运、遭遇顺遂还是不顺遂，永远保持怡然自得的生命常态，充分享受生命，才是儒家所谓的士。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生命的常态呢？孟子告诉人们，“尊德乐义”是获取生命怡然自得的唯一方式。
    人的生命展开不过达与穷、得志与不得志两种形式。“尊德乐义”与生命同在，不是一时遇事的应付措施。其具体体现在生命展开的流程中即“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体悟到了“为己之学”意义，即“乐义”；“达不离道”不致使百姓失望，与民偕乐，可谓“尊德”。这样即可以在“尊德乐义”中保持持久的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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