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孟子时代，士阶层已由孔子时代的萌生而走向成熟，成为历史变革的重要的支配力量。既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张仪、公孙衍之流的纵横之士，也有自标清高，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的陈仲子之流，还有倡导绝对平均主义而获取不少信徒拥戴许行之辈，墨氏兼爱，杨朱为我，“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仁义充塞”，“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孟子所处时代的现状，也是孟子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题。士阶层空前活跃，如果说孔子时代士阶层还仅仅是一股幼稚的新生力量的话，那么到孟子时代，由私人讲学的流行，文化普及，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强大的集团走上历史舞台。
    顾颉刚敏锐地发现士（文士）皆源于儒，而儒皆注重内心之修养。当内心之修养不能解决生计时，转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5）当然，说士都以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固然绝对，但降至战国，如何解决士之流品混杂，的确成为时代的新课题。正像孔子强烈批判“小人儒”，要求回到“君子儒”一样，孟子强烈地批判“以顺为正”的贱士，要求回归士的精神，坚持士的操守，挺立起士大夫的人格，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孟子是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批判的对象主要有三：一是暴君污吏，二是他所谓的“淫辞”、“邪说”的制造者，如杨朱、墨翟、许行等等，三是讨策士，批乡原。对前两者历代学者多有论述，但第三点很少有人注意。
    孟子强烈批判“以顺为正”的纵横术士，认为这些人表面上权势熏天，似乎很伟大，其实“以顺为正者”，决非大丈夫之为。“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丈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公孙衍、张仪之流，为窃取权势，乃阿谀苟容，以揣摩为手腕，以取尊荣为目标，乃妾妇之顺从之道，非丈夫所为。在孟子看来，没有道德价值作支撑的生命不是真实的生命，不是由道德精神、道德意识周流贯注而成的人格不是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算不上是大丈夫！
    纵横术士既无内心修养，也不持循外在礼法，往往不待召而往，甚至“钻穴隙相窥， 越墙相从”，自荐获宠。孟子认为这种“不由其道”而仕的士，破坏了士之仕之规则，是向现实的权力屈节、低头、妥协，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甚至不如齐景公时代的虞人都不如。齐景公以旌招虞人，不合乎招虞人之礼，（礼因为招虞人以旃，招士以旌）虞人拒绝前往。而现在纵横之术士完全丧失了“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气节，为了一己之私，何止“枉尺而直寻”，甚至“枉寻而直尺”为之，钻穴隙者为之，败坏了士阶层声誉，损害了士的整体形象，孟子予以强烈地批判。
    损害士的整体形象者，除了纵横术士之外，还有乡原。如果说纵横术士损害的是士在社会上声誉的话，那么乡原则从士的内部瓦解着士的道德操守。孟子指出，乡原之所以败坏道德本身，在于乡原媚俗，正是“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于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这种指摘他，似乎又无可指摘，这说明乡原圆滑；讥刺他，似乎又不无可讥刺，乡原世故；一味媚世，与世俗完全同流合污，外表还装出忠信、廉洁的样子，这种讨好大众喜欢的好好先生是道德的残害。
    孟子痛恨乡原，不媚世，不讨巧，流俗有自己的立场与原则。匡章，举国皆称不孝，然而孟子毅然顶住世俗的压力，与之交往。他的学生公都子都深感迷惑，孟子举行社会上共同认可五项不孝的标准，检讨匡章的行为，而证明他没有一项是对应的，由此孟子指出是流俗之错，而非匡章错。匡章“子父责善”的过错，并非不孝。有位名叫貉稽的人对孟子说，他被流俗说得很坏，孟子公然为他辩护，告诉他没关系，士最讨厌这种流言蜚语，举例说孔子就是群小厌恶的人，文王也不能消灭别人的怨恨。抗拒世俗，砥柱中流，痛斥乡原，这是孟子对士的要求，同时他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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