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士的品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士”阶层古已有之，然而作为一个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关的概念出现于历史只能追溯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后。降至战国，由儒家学派衍生出来的众多隶属于不同的学术派别，服务于不同政治集团的士群体出现了。他们或上说下教，游走于朝野之间；或合纵连横，敲叩着权贵之门；或不治而议论，百家鸣唱；或设帐授徒，著书立说；或位列公卿大夫，图霸谋强；或投身军旅，运筹帷幄，士之阶层虽不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但却是历史先机的发现者、拨弄者，是一股任何想在历史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都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既有孟子师徒“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浩大场面，也有张仪、公孙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得意与张狂，（《孟子·滕文公下》）从某种程度上说，士之阶层扼住了历史转换的咽喉，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然而，“士”的地位空前高涨，难免鱼龙混杂，品类不一。“士”何以为“士”？进一步说如何才能成为“士”？士的精神、风骨、品格、气节是什么？成为时代急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孟子立足于儒家立场，对士之所以为士的精神、品格、气节进行系统地反思和说明。这些反思和说明尤其是通过孟子的人生实践，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我们重温孟子的对士的反思，对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具有警醒、启发意义。
             
    一
    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变》一文指出，吾国古代的士，皆武士，为低级贵族。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孔子死后，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浸假羞言戎兵，士风为之一变。讲内心修养不能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转而趋向知识、能力之获得，“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1）顾先生的观点受到余英时的批评（2）。但我们认为顾颉刚的观点有两点值得肯定，其一，他将士阶层的兴起与孔子联系起来，这可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第二，他指出这个新阶层与传统的士名同而实异，道破了问题的要害。不过余英时对顾氏的反驳相当有力，余氏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对士阶层兴起的论说比顾氏更加可信。他指出：士阶层的出现“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3）春秋战国时代，大量小诸侯乃至卿大夫在兼并战争中国破家亡，失去原有封地，沦为士；而大量庶人，通过接受礼乐教化，由“野”而“文”而为士。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士阶层兴起的重要缘由。
    余英时除了用社会阶级的变动来说士阶层的出现，还引入了派森思（Talcott Parsons）“哲学的突破”来说明问题。他指出：“‘哲学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派森思所谓的‘文化事物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4）“哲学的突破”或“道术将为天下裂”发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历史事实，但我们认为并不是“哲学的突破”或“道术将为天下裂”形成了知识阶层，相反是新知识阶层的形成导致了“哲学的突破”或“道术将为天下裂”。
    显然，“哲学的突破”必须有突破者即突破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新知识阶层，也就是独立意义上的士。传统的士是社会官僚秩序上一个位阶或者说是最低级的贵族，而新的士阶层则是社会新兴起集团，这个集团不再是社会官僚结构系统中一个位阶，而是与统治集团保持有一定距离的相对独立的群体。正是这个新知识群体崛起，在中国所谓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各以其所是以非其所非时代，造就了“哲学的突破”。这个阶层的兴起主要得力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导致“王官失守”，“学在四夷”，使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被打破，私人办学蔚然成风，孔子是私人办学最成功的一位。他一生教授学生据说有三千之众，形成了庞大的士人集团。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史记·儒林列传》）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等等，纭纭走上时代的舞台，曾子的洙泗学派、子夏的西河学派，澹台子羽过江，从游者三百多人。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等，前后登场，宣告士阶层真正形成。士的阶层兴起与孔子、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儒家注重对士阶层的气节、风骨、品格的反省，盖有由焉。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些话显然不是讲给低级贵族或武士听的，而是针对新的士阶层而言的。士志于道，志于何道？或者说道为何，孔子的学生曾参作了明确答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于仁，并以坚毅果决的性格实践仁，以至死而后已，这是士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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