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卦传》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发生的历史过程。天地化生，万物蒙生，各得其养；而人类的繁衍生息，首在饮食，所以产生了饮食之道，这就是“需”。人口众多之后，为求有限的生活资料，必然引起剧烈的竞争，这便是“讼”。竞争的范围与程度日益加剧，于是战争以起，而师旅以兴，“师”便产生了。但战争并非社会的正常现象，人心厌乱，必须谋求辅助之道，这也就是“比”卦产生的根源。人们比而不争，社会和平，生产方法必渐进，财富日益积累，这就是“小蓄”。物质财富的积累会引起新的纷争，礼便诞生了，礼是用来规定人们占有和享用财物的等级制度，它的实行便是“履”。《易传》把饮食之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起点，认为物质文化的剩余与富足是精神文化（礼）产生的前提和条件，这一思想是朴素而又深刻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这是一个唯物的社会进化观，虽然很含糊，虽然很幼稚，但总是一个有趣味的观念。”[11]
    《易传》进一步指出，“礼”文化的产生是为了安顿人类社会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传》）
    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礼”是国家产生以后合理规范君臣上下的尊卑等级关系的产物，夫妇是礼文化产生的起点。《中庸》也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类似说法，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文化（尤其是夫妇）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优先地位。当然“礼”文化的社会目的（或功能）就是为了维系社会的安泰和谐与恒久。
    在先秦儒家思想谱系里，荀子也是较明确地关注到文化发生的社会机制的思想家之一，不过，荀子更注重文化发生的内在性（性情欲）与外在性（社会性）之间互动。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礼的产生是满足和调节人的内在欲求和社会和谐的产物。因而，礼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功能。一方面，礼必然满足人的合理的欲望和要求，“以顺人心为本”，但又不能放纵生来就是“恶”的“性情”，必须给予它们以适当的矫正和导引；另一方面，礼又是先王“恶其乱”的产物，其直接产生于先王治理社会的外在需求。所以，礼的外在功能和终极目标便是达成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荀子的文化观暴露出人的内在欲求与外在文化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在这两者的张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便引伸出何者为文化发生的标准的问题。荀子要求圣人制作礼义法度皆要“合于道”，“道”是文化制作的根本标准和原则，因为道是治理国家的常法和真理，道就是自古至今正确的标准。[12]
    荀子对乐文化的社会发生也有精彩的描述。乐的缘起也是先王“恶其乱”的产物，圣王作乐同样是为了治世的需要。“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故乐者，……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荀子·乐论》）乐是礼的补充，“乐合同，礼别异”（同上），先王制礼作乐是为了促成天下的治理与和谐。“道”也是乐文化的根本标准，“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同上）。
    很显然，荀子把制礼作乐的文化主体直接诉诸于“圣人”、“先王”和“古者圣王”，似乎只要是圣者和王者都可以制礼作乐，其实并没有如此单纯！孔子被后儒尊为“圣人”，但他为什么“述而不作”呢？这是因为，文化的发生除了其主体的心理的机制外，还有其社会机制。先秦儒家认为，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制礼作乐，孔子便发出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感叹。诸侯是没有资格制作礼乐的，纵有“天子”之尊，也并非所有的“天子”都能享有这一文化特权。《中庸》指出：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庸》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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