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非常巧妙地回答了人为什么能创造文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是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人心人性的完美自足性是文化发生的内在根源。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的文化创造只需“返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向内探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文化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中，人只要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就够了。
    孟子的文化先验论是以“性善论”的基础来解释文化发生的内在机制的，它无法回答来自荀子关于文化建立在“性恶”和“人情甚不美”（《荀子·性恶》）的基础上的理论诘难。针对孟子强调的人类完美自足说，荀子指出，人类在本能上是不完全的，是先天匮乏的，但人类能发挥人的创造性来驾驭万物，来改善人性先天的不足：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
    人类的先天能力十分薄弱，但人能制造舟车，驾驭牛马，能群能分有义，能够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制作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荀子的“善假于物”和“明分使群”的思想触及到了文化发生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人类能够到用自然物以创造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实践能力。
    荀子的“先天匮乏说”在相当的程度上类似于现代人类学家的“人类自身匮乏说”。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认为，从生物学领域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的“非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即人缺乏象动物那样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人类的脆弱为人类文化的起源奠定了基础。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进一步指出，正是人的“非特定化”使人类保持了“对世界的开放性”和“活动的不确性”，使人类具备了创造和自由这两个基本特质。[⑩]“非特定化”也意味着未完成，正是由于人类先天自然本能上的缺憾使他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突出出来，用后天的自由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这种自由创造活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当然，荀子只是非常素朴地涉及到文化发生的机制问题，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和臆测的成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仁心”说还是“人情”说，无论是孟子的文化先天发生说，还是荀子的“先天匮乏说”，它们都代表了先秦儒家对文化发生的向内探求的基本理路，它们代表了先秦儒家对文化发生理论所能认识到的深度。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作为文化发生的内在机制的人心、人情也逐渐凝积成中华民族文化发韧的“基因”和文化心理结构，它们也制约着中华文化的内向性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养欲求治：文化发生的社会机制
    圣人创造文化有其内在的心理发生机制，也有其外在的社会发生机制。人既是社会的存在，也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社会性）的统一，文化的发生注定要面向人的社会性，面向整个人类社会。那么人类社会是怎样促成文化的发生的呢？或者说，人类社会对圣人的文化发生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发生机制呢？
    《易传》认为，文化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蓄，故受之以小蓄。物蓄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易传·序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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