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天→命→性→情→道的生成图式中，性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是形上的天、命和形下的情、道的连接枢纽。由于“道”的核心是“礼”，郭店楚简中进一步提出了“礼作于情”（《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情生于性，礼生于情”（《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和“礼，因人之情而为之”（《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的命题，直接把礼文化的发生建立在人的内在心理情感之上，这是对《中庸》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易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传·系辞上》），直接把礼、道、义根植于人性之中。
    郭店楚简把“人情”作为文化发生的内在根源的思想，对孟子心性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孟子通过对内在心性的纯化，把仁、义、礼、智都根植于人心之中，并认为尽心知性即可知天，实质上已经承接了天→命→性→情→礼的文化思维方式，只不过孟子把人情换成了人心而已。
    荀子则把“性”、“情”、“欲”对举，他说：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
    性是生而俱有的，情是性的本质，欲望应情而生。荀子论性、情、欲，更多的是从经验的层面入手，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就是从人的生理层面直接切入，性只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存在物，而不再是沟通天人的桥梁，不再具有形上的特质。情也是人的自然情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谓之天情”（《荀子·天论》），至于“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等感官欲望，“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如果顺应人情，放纵人欲，必定会发生争夺，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乱，于是礼义之道应运而生。荀子的贡献在于，他把礼文化的产生归之于对人的性情和欲望予以引导和制约，看到了文化对人的本质作用，即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明化；但另一方面，文化与人性相冲突的理论与“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的主张构成了荀子思想的内在矛盾。
    荀子还涉及到“乐”的起源问题，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但是，人们一旦把喜乐的情绪不加节制地表达出来，就会可能产生种种伤害身心和社会的行为。圣人正是担心这一点“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无由得接焉，是圣王立乐之方也”。（同上）音乐的产生同样是对人情的节制和导引的结果。
    不仅礼乐文化的发生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就是圣人制作八卦，也是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或者说“设卦以尽情伪”。这里的“情”，既指天地万物之情实（基本情况），也指圣人感通天地万物，是圣人对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真情流露。《易经》告诉我们：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咸卦·彖传》）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恒卦·彖传》） 
    萃，聚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萃卦·彖传》）
    如果说恒卦和萃卦的制作是对天地万物真实情况的写照，那么，咸卦则是天地相感，万物化生，圣人用心用情去默默体悟宇宙和人生的结果。整个宇宙充满着一股真情之流，圣人正是通过用心去感悟这股真情之流而观象设卦，才进行文化制作进行文化创造的。
    为什么内在的“仁心”和“人情”能产生文化呢？通过对这一问题深入考察，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先天发生说，这是一种文化先验论的观点。孟子深信：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仁义礼智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的具体表征，它们是先天俱有的，不容置疑的。有时候孟子也称包括仁、义、忠、信在内的美德为“天爵”[⑨]，以此来突出道德价值的先天性和尊贵性。不惟道德观念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先天的内在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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