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发生的双重机制——以先秦儒家为中心的分析

      朱人求
    [摘要] 
    在文化发生问题上，先秦儒家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圣人在文化中的本源地位。文化是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社会性）的统一，因而圣人的文化创造也必需坚持心理发生与社会发生的统一。先秦儒家更多地把文化的基础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理因素，把文化看成是人心的内在要求，从“仁心”、人情上去寻找文化发生的内在依据，为文化的发生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如果说“仁心”、人情构成了先秦儒家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那么“养欲求治”、“圣王合一”和追求“不朽”则是其文化发生的社会机制。
    [关键词] 先秦儒家  文化发生  心理机制  社会机制
    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而成的生活方式。文化即人化，自从有了人类，文化便产生了，因而，揭示文化的发生机制实质上就是探究人的生成问题。然而，追问文化的发生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历史起点的考察，它也包含对文化逻辑起点的探寻。通过历史的追溯，我们一步步逼近文化的源头，试图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找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揭示出文化发生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这是任何文化哲学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在西方文化哲学的经典文献中，涉及到文化发生或文化起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创说、自然发生说或模仿自然说、人类需要说或人类自身匮乏说、人类本质说或人类本性说等多种假说[①]，相比较而言，先秦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
    一、仁心人情：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
    在文化发生问题上，先秦儒家主张“观象制器”说和“制礼作乐”说，这两种学说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人在文化中的本源地位，突出了圣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先秦儒家认为，在制“器”、制“礼”和作“乐”的过程中，“象”是圣人文化创制的“理想型式”，“象”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型。在物质文化上，他们提出了“观象制器”说；在制度文化上，礼乐文化制度的发生皆取法于“象”；在精神文化领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以完成精神文化的创造，儒家“六经” 都是“象”的意义的经典体现 。[②]
    圣人为什么能“观象制器”、“制礼作乐”，成为文化发生的主体呢？对这一问题的内在探求我们便得出了先秦儒家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先秦儒家把文化的基础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理因素，把文化看成是人心的内在要求，从仁心、人情上去寻找文化发生的内在依据，为文化的发生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
    尽管“仁”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涵义十分广泛，但作为心理情感的“仁”是其最原始的涵义。先秦儒家把“仁”作为“礼”文化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在文化发生问题上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仁心说”。
    《论语》中，孔子对“仁”的界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仁”便是把爱施与他人，仁便是没有任何私心，敬心持己，恕以及物，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施与别人。“仁”是人内心的情感，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并断言“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干脆把仁规定为“人心”  [③]和“恻隐之心”[④]，荀子也有“以仁心说”（《荀子;正名》）和“仁，爱也”（《荀子;大略》）之论。“仁”这种心理的美好情感推之于外便表现为一种美好的德性，一个始终保持仁心仁德的人便是儒家理想的“仁者”，他们的人生达到了“仁”的精神境界。把“仁”推之于社会则是“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