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篇记载，子贡对自己的老师孔子晚而喜《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十分不理解，为此，孔子和子贡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最后孔子概括出“《易》道”——“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之于天地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任俊华：《易学与儒学》，中国书店2001年3 月第1 版，第78页。）这里，从《易》道讲到了天道、地道、人道，以及四季的变化规律，确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难怪乎子贡听后要赞美不已了。
    孔子本人不讲“天道”只讲“天命”，整部《论语》中“天道”二字只出现在子贡讲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语中，我怀疑子贡讲的此“天道”应为“天命”之误。因为，第一、按出土文献《要》所论，“天道”只是与“地道”、“人道”相并列的概念，而“天命”涉及到“天道”、“地道”、“人道”与“四时之变”的方方面面，总概了人与自然的变化规律即大自然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规律，亦即“《易》道”。朱熹注“天命”是指“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二》）正揭示了此意。第二、“天命”是西周武王灭商纣后，才出现的概念。陈梦家说：“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的说法。”（陈著《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页）周人的“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标志着周人的伦理政治取代了商人的神权政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人天命观把政治从神界转向人界，认为民意决定天意，顺应天意就要以德治国，体现了敬天修德、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对此孔子十分崇敬，他认为周代比夏商二代皆好，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三》）他明确表示要继承周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使用“天命”概念，并吸取了周文化的敬畏天命、重德修德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中讲“天生德于予”把“天”与“德”并提，就是明显证明）。第三、和孔子同时且被孔子称道的政治家子产和晏婴皆反对那种把天灾和人祸胡扯在一起的所谓“天道”（这也是当时流行的祝巫们惯用的占卜吉凶的“天道”伎俩），晏婴讲“‘天道’不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反对借“天道”谈论人事吉凶问题，这与孔子不语怪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孔子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将“性”与当时祝巫们爱用的“天道”二字连同使用。
    既然“天命”就是指自然（包括天地人）规律，那么“知天命”即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就很不容易，能够了解、掌握它，当然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因此才会有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之说以及“五十而知天命”“可以无大过”之说了。
    孔子在《要》篇中阐明的“知天畏命”的天命观，强调贤明的君子不违背时宿，不逆日月而行，不依靠卜筮来掌握吉凶，只是顺应（遵循）着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应该就是孔子“知天命”的真諦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天地心”三字，这与“天命”二字实属同义，体现着孔子的伦理精神不仅贯穿其人生之道，也贯穿其天命之道，亦即孔子不仅仅是对人类讲伦理，亦对天地（自然）讲伦理，这正是孔子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
    我们说孔子的“天命”是指自然规律，这在《论语》中亦可找到确证。《论语. 阳货第十七》记载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则记载实际上是对前一则子贡讲“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补充说明。孔子用八个字揭示了天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正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八个字与《要》篇孔子讲的“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是同一种思路，即由“四时”变化想到“万物”生长。这也说明尽管《要》篇经过了孔门弟子和孔门后学的加工修订（当然也窜入了个别晚出材料），但基本思想仍然是孔子的，是研究孔子天道自然观的重要史料。我们说正是因为有《要》篇的出土，才使孔子“知天命”的真諦得以破解，也证明了程颐、朱熹肯定孔子有“天”之至论的不伪。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掌握它，春耕播种，才有金秋收成；人们只有适应它，热天降暑，冬日防寒，才能健康不病。如果违背天命，既不能搞好粮食生产，也难以保证人自身健康成长，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君子必然要敬畏天命了。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还不仅仅是讲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畏天命”与否，作为一条划分“君子”、“小人”的分界线，要求君子卑以自牧，不做过头事，不讲过头话，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世界的安宁、和平。《中庸》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没有“畏天命”之心，所以肆意妄为，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既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敢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伦丧尽、生态破坏的当今世界一系列所谓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生态危机”现象。由此，可体会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平衡的良苦用心。当今社会理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论，培养自觉遵循天地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才是治理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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