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克里尔（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1949年初版，1960年修订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译本），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作者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首先作出上述判断的是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苏会教士，他们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了到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他认为，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中国孔子真版儒家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如果因应今日时势要求，去伪存真，新解新议，与时俱进，可以成为逻辑分明，系统严谨，通俗易懂，具有现代风貌的经世致用大众哲学，同一切内涵真理的进步思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培植符合时代精神的“心态文化”，引导中国社会真性道德复苏，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政治文明，发挥至关紧要的推手作用，进而为整个人类大家庭构建“全球伦理”作出积极贡献。
    千载悠悠，中华“第一马鬣封”（指曲阜孔子巨墓）原是一座空陵，愚民政策的特种道具而已。在那埋葬的是真正的孔子精神。那场孔林浩劫，炸旧翻新（1966年11月），莫非恰恰象征着夫子学说终要重见天日？
    孔子“不可毁也”。後文革的中国和後冷战的世界都在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孔子。
    儒家学说有朝一日去伪存真，返老回童，经世致用，其效能所在，应是藉以提供一种阐发两心调谐原理的基本架构，相当於所谓共同价值观、“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参考体系，希望有助于今人展开符合社会实际的理性思考，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循正道最大限度发挥天赋灵性的创造功能；而非食古不化，拘泥经句，机械重复，穿凿附会，纠缠枝节之辨；更不容再现凌驾一切之上的统一、终极型意识形态教条主义。
    古典真版儒家学说固以两心调谐原理立论，但因历史条件决定的认识局限性，存在许多模糊、矛盾、失当，不合今日时宜的东西。暴秦焚书坑儒几乎毁尽儒家经书，後世所传，不乏讹传或伪作，特别是後儒注释太多曲解误释，绝不可以照单全收。即便一字不错，出自孔子原话，也不应一律当作真理，用不着为那些过时、迂腐或谬误的糟粕高抬贵手。孟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说”不是都有片面性吗？“为尊者讳”同民主进步太也格格不入；经书中关於古代礼仪远离现实、不胜繁琐的大量记述，包括“三年无改父之道”之类，恐怕只有民俗学或考古学的用途了。
    邓小平说过：“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於上千年的儒家学说无疑当然也是如此。只有立足两心调谐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所贵者权，与时俱进，才能心明眼亮，有效把握和实际运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精义宗旨。
    然而，我们恐怕不能要求出口转内销。真版儒家学说重新解说，发扬光大、经世致用，走向全球，奉献世界之想，倘非夫子故乡神州中华首先大见成效，一切从何谈起？
    儒家一定要先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见得真儒天道济世本色，方堪取信世界，走向世界。
    较之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中国虽有强势政治体制维社会秩序，但“真空型” 
    信仰危机性质尤其险恶。其实世界上最为迫切需要弘扬真版儒家学说的本来就是中国自己。带好这个头，有了先进“心态文化”基础，有了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一双看不见的推手，开展新时代文明建设，改革政治，提升科技，发展经济，好上加好，更可能为整个人类大家庭走出信仰危机，由全球化而臻大同，发挥不可估量的积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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