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原为真儒本旨；但世人饱受伪儒影响，多以为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为善不望报。其实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明明白白宣讲过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必须坚持和弘扬“好有好报”的道理。
    鲁国的穷困老百姓，有的被卖到别国作奴婢。鲁国法律规定，若有人能把这些人赎回来，政府授予奖金。孔子高足子贡（端木赐）赎了人，却不愿接受政府的奖金。夫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後，不复赎人於诸侯矣。”（《孔子家语. 致思》）孔子严厉责备子贡，指出圣人做事，不可自以为是，应该起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作用。子贡是富人，显示高风格，不受奖金，但反会造成坏影响。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如果大家以赎人受奖为贪心可耻，今後还有谁愿意赎人？换言之，子贡赎了人，应该欢欢喜喜、正大光明地接受政府的奖励，做出榜样鼓励社会大众尽力把本国人民在外面作奴婢的都赎回来，这才是好事情。
    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看到有人掉到水里，去救了起来。此人送头牛以表谢意，子路接受了。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自今鲁国多拯人於溺矣。”
    只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组织基础和物质条件尚无可能建立足以焕发民众强大私心原动力的确凿有效的鼓励好人好事机制；夫子倡导在先，成事当在今朝也。
    今日世界，发达国家已有充足财力支持这样的系统工程。就中国情况而言，不仅大不同於周敬王时节，也非改革开放前可比，财富快速增长和巨量积聚，已提供了为贯彻“全球伦理”所需的“实力地位”。一切全看国家、社会和广大成员的意向和决心了。
    对照当年夫子学说行不得也的困境，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人类世界毕竟有了可观的进步。
    由于举世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即便迄今还维持绝对权力统治体制的一些政权，迫於内外强大压力，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执政合法性，也为了寻求既得利益集团安全幸存的机会，存在相当力度的利己私心动力，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政治民主化改革，至少具有某种宣传、试行温和渐进型仁政德治的积极性，为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
    上古时期，为了传播理性学说，采行草根群众路线谈何容易，结果只有神性宗教救赎济世之道行得通了。当今高科技讯息化时代，教育普及，资讯畅通，媒体发达，民间渠道便捷多样，理性济世学说大众化，家喻户晓，老妪皆知，已非奢想。
    由是观之，真儒故土中华以至全球范围，上层路线和草根群众路线的可行性都已客观存在，政府主导作用和知识精英、广大民众的自觉努力相结合，推介全息型三位一体论，谋建两心调谐化“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现实性已经在地平线上显现。
    中共党章写进了“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加强中共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将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今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3月又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上提出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国际关系方面，胡锦涛去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这一切都要求一种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的先进“心态文化”为社会性意识形态基础，而绝非“信仰危机”或“信仰真空”现状堪以因应。
    在中国，“信仰真空”造成的社会乱像以及追求现代化的迫切性，使得朝野一致体认先进文化建设刻不容缓。寄望孔子思想，呼唤“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新猷重开，利在故国，功在世界，莫非势在必然，人心所向？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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