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行的这种超越性，常常要求敢于牺牲的道德勇气，所以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但若离开了义而去发挥勇气，则未必是美德了，“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论语．阳货》）也。
    关于礼和义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为：义是体现人之所以为人，自觉贯彻仁的原则的表现，义确立了礼，礼出于义，义高于礼。所以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孟轲尝形容仁和义的关系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甚至认为“大人（品德高卓的仁者）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这就说因为义高于礼，为了取义，可以不必拘泥于既定的规矩即礼。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重信和果，若不合于义而不信、不果，则妄人尔。
    杨朱的“为我”说否定了仁，所以说“为（唯）我害仁”；墨翟的“兼爱”说否定了礼，所以说‘兼爱害义’。
    孔子的言论中，谈义不多。孟轲在孔子失败之余设法改进说词，以求进一步打动各国君主，连篇累牍晓以君子大人之义，有所谓“义利之辨”，给后世留下了仁义并举的印象。对于领导国家和人民的执政者，应当要求他们具有君子优秀品质，高度行仁觉悟，发挥义人的表率作用；但不能把义作为一种普世性的要求，否则就过了头，偏离了中庸之道。《说文解字》称“义，己之威仪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不胜威仪的楷模人物。
    西方学者在研究儒学时，常常为了个义字费尽脑汁，不知道如何厘清义和仁、礼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的赫伯特．芬格莱特(Fengarette,  Herbert)在他的著作《孔子：即凡而圣》（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中称仁和礼为“理智的常规”，突出仁和礼的核心地位，是一个很好的提法 (作者称礼是人类经验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性的表现，礼的践行可以使人性在社群的整体脉络中趋于完善。而人们纯熟地实践人类社会各种角色所要求的礼的规范，最终便可以从容中道，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 
    相形之下，义是由仁而礼可能达到的高度的示范，具有超越常规的性质。因此，就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言，儒家学说的核心仍是“仁－中－礼”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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