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引申解说，融会贯通“仁-中-礼”三位一体人间正道经世致用系统工程内涵，可见孔子的礼治思想不仅与现代法治和宪政观念一脉相通，而且提供了立足两心调谐原理的社会管理或治国之道的完整指导原则，时至今日，仍有发聋振聩、指点迷津、纠治时弊、引领改革、开创新途的无尽启迪作用。
    综上所述，孔门真儒从大本大源开始，不仅阐发了仁，中，礼的原理，更且融会贯通，把三者集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所谓集大成者也。
    孟子曾形容集大成为“金声玉振”。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者，终条理也，语出古之《乐经》。古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称为一小成。八音之中，金（钟属）、石（玉磬也）为重，故为众音之纲纪。奏乐开始时，先击钟鸣金；曲终时，击磬以收其韵。其间脉络贯通，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仁－中－礼”三位一体，兼全众理，德无不备，比拟“金声玉振”也；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相当于系统工程的意思了。
    最后，还要把一个仁字的本义，狭义和扩义作一交待。
    仁-中-礼，三位一体，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主体。其来由和要义已见诸上面的循序推论之中。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前面说过，儒家大力提倡的仁，本义在于弘扬爱心，调谐私心，引导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人间正道顺畅发挥；相当于“两心调谐”精神的高度概括（只用一个“仁”字）。
    就仁的全面的本义而言，从“仁者人也”出发，包括了“仁者自爱”，“仁者爱人”以至两心调谐原理导出的全部德目。
    前已提到，通常人们谈仁，多侧重强调弘扬爱心，即所谓“仁者爱人”也，这就是狭义或常义的仁。
    为了最大限度精炼语言，孔子有时将仁的涵义扩而大之。一个仁字，把行仁的要素（贯彻仁的方法论--中庸，和行为规范--礼），亦即三位一体的“仁－中－礼”统统包括了进去。这就是扩义或广义的仁了。
    在《论语》中，广义的仁名下全部德目有四十八条之多，清单如下：
    和、爱、善、恕、中、庸、礼、义、忠、孝、悌、友、恭、敬、诚、信、慈、知、正、直、廉、俭、洁、勇、敏、惠、亲、温、良、谦、让、宽、谅、恒、齐、顺、庄、肃、毅、贞、质、决、明、柔、聪、清、愿、睿。
    不难看出，这些德目可以细分为归属于本义的仁，以及中（庸）和礼三者名下，有些还是兼祧性质的。这样去认识，就眉清目楚，容易理解了。后人发现《论语》中提到仁字一百零九次，几乎每次都有不同说法，以为仁的内容庞杂费解，往往就是有了这个本义、狭义和广义的缘故。
    那高悬庙堂之颠的“仁－中－礼”浩浩乎圣贤之道，都是常人可以思议，可以理解，可以执行，甚至可以凭著一片诚心在自己脑子从头推导出来的人生应循共性指导原则。正如孔子指明：“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附录：“义”的解释
    孟轲讲义特别多。后人形容孔孟之道，往往以“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等德目相称，仁、礼、义三字动辄相提并论；但许多人一直弄不清义和仁、礼的区别和相互关系，颇感困扰，因此在突出“仁－中－礼”三位一体之际，有必要试对这个义字解说一番，以此作为这四篇配套文章的结尾。
    有人说“仁者爱人、礼者敬人，义者助人”，可谓得其三昧，但欠明白。
    先从字义说起。义者，意义也；义者宜也，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义者，与羲同源，羲就是牺牲的意思。
    儒家学说中的义，指高度自觉并且直接体现仁心的高贵品行，故“仁者义之本”。义行者，就是体现仁心，弘扬大爱大公，通常以利他、助人为特色的杰出行为，这种行为具有高度合宜的意义，且多有勇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表现。唐代学者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就是这个意思。义人者，就是能将仁心自觉化为实际行动，不以现实礼法水平要求为满足的仁者。
    义的原则性是稳定的，但要认定义的具体表现，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才称得上义，其内容“变动不居”，多创造性，非条文所能规定，同礼一样要随著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情境不同而异。至于墨翟称“古者民之生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那是墨翟为了否定义、否定儒家学说的过甚其辞了。基于“君子时中”、“所贵者权”的中庸观念，“义者助人”这个原则不变，但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助人，即助人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权变的。春秋时期广受敬仰和歌颂的义人如游侠、刺客，在今天法治社会，怕要被视为恐怖主义份子而不以为然的。义者敬贤这个原则不变，但谁是敬贤的对象，应该怎么敬法，即敬贤的具体内容必然也是因时而变的。
    义和礼，都出乎仁，但两者有区别。礼是一种有章可循的行为规范；义则为良知的自觉主动行为，不仅敬人，进而助人；它本身不是规范，但具有超乎规范的启示和影响力量。义行总是超乎现行礼法要求的水准以上，因而经常被视之为当时德行的楷模。有了义人以义行示范带头，才会有礼的诞生。代代相传的礼出自义，礼就是义行在一般水平上亦即社会性普及意义上（常人应该做得到）的规范化成果，经由自觉和强制相结合贯彻实施。《左传．桓公二年》也把义和礼的关讲得很明白“义以出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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