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广义地说，礼涵盖了人类一切行为规范，从一般举止礼貌、习尚规矩、宗教仪式、百业分工、交易常例、社会公约、政治制度、法律条款，制衡手段以至所有人际关系规范。什么是法？法就是礼的内容当中被权力机构规定为强制执行的那部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主要指惩治犯罪的刑法而言。礼包含了法，法是礼的一部分。提倡“克己复礼”，当然包括“克己守法”。
    礼是仁的执行手段，首先要强调关于仁的觉悟和自觉遵守的方面；所以礼的内容包括大量在强制执行的法以外，那些多要靠著自觉性来贯彻的行为规范---可称为狭义的礼。不管是刑法或其他一切法，如果没有仁为思想基础，没有那些应当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狭义的礼）为前提，就是非礼之礼，或非礼之法，失去了“仁－中－礼”三位一体意义上的有效性。“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为此孔子说过，“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居尊上之位者）以德教民，而以礼（狭义的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以不用刑为期盼）。”“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禁）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则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则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武而不试，刑错而不用。”反之，“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孔子家语．刑政》）因此，将法同礼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悖论。
    战国后期，儒家传人荀况有鉴乱世罪恶滔滔，强调用法的重要性，当然是“君子时中”的必要。但他的弟子李斯、韩非之流投奔秦国后，弃仁、礼、中庸若敝履，承接前期法家商鞅衣钵，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用严刑峻法，镇压臣民，以恐怖主义治国术投暴君之好，当起了青出于蓝的所谓后期法家。韩非在他的书中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主张“以公灭私”，消灭民众的自我意识，使顺服君主为代表的伪公。为了这个目的，他以为软刀子不中用，所以建议：“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乐以刑杀为威”的千古一帝嬴政（秦始皇）心有灵犀，必要引为知音，“恨不能与子游”了。这些彻底反“调谐”，否定仁政，逢君之恶、荼毒生灵的所谓法家也者，得逞于一时，多以作法自毙留名后世。他们的“法术势”治国术，相当于专制人治体制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帝王术，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法治相较，此法非那法，风马牛不相及也。依靠这个法家路线在极度两心失衡中乘势崛起的秦皇朝，自许万世大业，结果顷刻烟飞灰灭。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还，法回归到了礼的范畴。儒家的礼被扭曲为“唯上”的“三纲五常”，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可肆意施行法家暴政也不算违礼，从此不再有法家独立地位的必要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展批孔运动，竭力贬低和否定儒家学说，颂扬法家的反人性恐怖主义帝王术，以为彻底镇压反革命和创新改革的先师，生造杜撰儒法斗争奇谈，意在影射‘当代大儒’，显然无视历史，离题万里了。据悉现在还有人把中国秦代法家当成反对人治、堪与现代法治遥相辉映的进步力量，岂非“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吗？
    关于法家这个概念相当驳杂。后世有人将管仲，子产等改革家也列为法家，其实他们与商鞅、李斯、韩非等公认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本质上的区别，此法家非那法家也。此处从略。
    近世民主潮流浩浩，世界民主先进或追随民主的国家，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倾向于将各种调谐人际关系形成的规范性成果，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礼，尽可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循的准绳，形成所谓“法典化”的礼。现代国家从根本大法宪法而下，除详备刑法外，反托辣斯法、税法、征兵法、公司法、劳工法、移民法、治安法到垃圾分类回收办法，包罗万象，有增无已。迄今为止，人类还处于礼（包括法）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许多礼的内容和应用，多要经由法律的形式表达和实施，礼和法常常难解难分。但无论法律如何合乎中庸之道，何等完备详尽，唯有立足于对仁的观念的理解和信仰之上，这个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贯彻；否则，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在不仁的自私恶性驱动下，钻法律空子，设计各种对策，“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终会视法律为无物的。离开了仁，以法律为万能，依靠越来越繁琐的法律堵塞各种漏洞，结果总要事与愿违，甚至法虽繁多，社会愈乱。今天许多国家，面临信仰危机，惊呼犯罪泛滥，并非因为法律欠备，要害就在于信仰基础动摇或索性付诸缺如的缘故。“仁－中－礼”三位一体，法即是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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