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弟子桃应出过一道熔亲亲和尊尊于一炉的有趣难题：“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孟轲回答“执之而已矣（抓起来就是了）。”弟子又问‘然则舜不禁之？’回答说“夫舜恶得而禁之（舜怎么可以去禁止呢）？夫有所受之也（执法者有所受命，非敢所私，虽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废之也。）。”弟子再问“然则舜如之何（那么舜还有什么办法救瞽叟吗）？”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草履）也；窃负以逃（偷偷背著他逃亡），遵（循）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
    这是说，为士者但知有法，天子之父也应守法；为子者贵为天子，也不可以徇私枉法动用权力包庇父亲的罪过。桃应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舜在这种窘境下，有什么办法保护父亲免受罪责吗？孟轲对于桃应的假设性问题的回答，显属假设性的揶揄性质。在孟轲理想化了的虞舜盛世里，设想那皋陶主持下“有所受之”的司法部门具备可以抗衡王权的制衡力量，舜没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推出了这样的答案：舜若要包庇犯了杀人罪的父亲，唯有不在乎抛弃王位，偷偷背著瞽叟逃跑，终其一生躲在杳无人烟的海滨自得其乐一途了。
    这段对话中，孟轲指出，王者无权包庇亲属，否则唯有丢掉王位、犯法逃亡、终身躲藏。后世伪儒当道下，竟有许多学者说成孟轲主张（“教唆”）舜这位圣君，不惜犯渎职包庇窝藏罪以尽孝道，以为孟轲把孝道夸张到了可以置国法和王权于不顾的地步，可不滑稽突涕？
    伪儒力倡愚孝以为愚忠张本，对于古书上的记载，必尽其曲解、篡改和杜撰之能事，因此在尊儒大帽子下，后世文献中关于论孝道的论述及其注释，颇多错乱矛盾现象，乃至演化产生“二十四孝”之类丑陋荒谬的愚孝愚民愚民怪物，与儒家本意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另外因为文字错漏或标点符号阙如，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或曲解。
    《论语．子路》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好龙又怕龙的叶公，给孔子出了一道两难的题目：“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的熟人当中有个正直的人，其父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出来作证。）让孔子评说表态。孔子若反对为父罪作证，叶公会说违背了正直原则，如果肯定儿子作证行为正确，又可嚷嚷违背了孝道。
    孔子反问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通行本中，最后有个语气词“矣”，按文意应取消，或改为问意词“欤”。）”（我熟人当中的正直之士难道不是这样处理是非问题的吗？倘若父亲为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如此互相包庇，还有什么正直可言？）孝道岂是正直原则的破坏因素，孔子怎会上了此公圈套？
    古汉语不讲究标点符号，不用问意词“吗”，后世伪儒把疑问句的反义变成了正意，断言孔子无限夸张孝道，把包庇犯罪的“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认做了“正直”。明眼人不难看出，以说谎、伪证包庇父罪，即便曲解之为孝心，又怎能称得上“直者”呢？以父子互隐罪恶为正当，难道没有君王、国法、民意和天意的地位了吗？诚如《孝经》明言，陷父于不义，又焉得为孝乎？如此解释非但于理不合，而且语意牵强，迹近笑谑矣。
    十七世纪欧洲民主先驱洛克（John Locke）以为：“就约束儿女不得从事任何可以损害、冒犯、搅乱或危害其生身父母的快乐或生命的事情，使他们对于给予他们以生命和生活快乐的父母，尽一切保护、解救、援助和安慰的责任，任何国家、任何自由都不得解除儿女的这种义务。然而这决不是给予父母一种命令子女的权力，或一种可以制订法律或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或自由的权威。应该尊崇、敬礼、感恩和帮助是一回事；要求一种绝对的服从和屈从是另一回事。”这段话代表著西方立足两心调谐原理的孝道伦理观，与儒家孝道本意所见略同也。
    尊尊和亲亲都是双向的。尊者、长者犯了错，不能无限照顾、迁就，都应有礼法可治。把上面两个故事的原委解说清楚，是为“正名”正名的必要，也是正确理解孔子“礼治”学说的必要。
    至此，还要澄清一下礼和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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