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忠君尊王”当以明君贤王为条件。君主失道应受批评，匡正，犯大过而不知纳谏，就该予废黜，换人取而代之。孟轲曾当面向齐宣王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听者为之“勃然变乎色”也。（当时孟轲主张由君亲贵卿产生取代人选）至于对付极端无道暴君，《周易》有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轲在同齐宣王对谈时，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有没有）？”轲答曰“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就是说，不得已而革无道暴君的命，顺天应人，正当合理也。
    历朝帝王欲求长治久安，避免覆亡厄运而不可得。儒家提供了一条思路，那就是贯彻“正名”说的“尊尊”观，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著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要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的主张。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著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权力制衡”机制，方才行得通。
    可见儒家的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蕴涵超越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如果同儒家的“君贱民贵”的民本思想配套渐进，这不就是由“权力制衡”导向民主政治的光明之路吗？
    其实卫国的权贵和鲁国的季康子无非一丘之貉；请孔子访卫，沽名钓誉而已。如所周知，后来孔子在卫国未能有所作为。
    儒家没有来得及找到一个试点的机会，却在暴秦一统天下之后惨遭赶尽杀绝的毁灭性打击。汉以后王权与伪儒合流，形成了“政教合一”型超稳定统治架构，实际上阻绝了神州大地发展“权力制衡”机制的可能性，铸就了治乱循环，因循往复，社会停滞不进的悲情命运格局，这是后话了。
    关于亲亲，重要的是孝恕悌道。孝（爱父母）悌（爱兄弟）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强烈的私人关怀而已。前文的思想实验中已经指出，爱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一个人如果连父母兄弟至亲都不爱，难道能指望此人去爱社会大众吗？所以《论语》载有，“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而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在政治上当能尊重管理体制、顾全集体大局，是为稳定宗法制度、贯彻礼治的道德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精确地指出，“（儒家认为）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
    亲亲本意也是有原则的。孝悌两者，儒家更重视孝。孔子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引起的子女对父母真诚无伪的敬爱之情，会自然地在态度上表现出来。不应该把孝作为盲目的强制行为；否则即使形式上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为父兄提供饮食）”，也不算得孝。孔子从来不赞成不问是非地盲从父母之命，但主张拿捏态度“事父母几谏（几，微也。几谏，就是柔声怡色地提意见）”，“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论语．里仁》）也。《孝经》尝载，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夫子答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证诸“正名”说，君臣、父子，地位虽不对称，其权利和义务却是对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分君臣、父子，地位高下，同此一理，这里对应著人权范畴神圣的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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