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克己复礼”和改进礼制之际，必须反问：周礼虽然可赞可遵，何以经不起时间考验，乃至每况愈下，陷于“礼崩乐坏”之境？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缺少了那最后守护神---“权力制衡”。
    孔子在编篡和教授《尚书》中，对于历朝由治生乱的无奈，想必有过深刻的思考。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等，都大讲特讲为君之道，为政之道，亦即治国之道。那时聪明、杰出的政治家们接受了权力腐化恶果的惨重教训，早已懂得必须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谆谆告诫自己和接班人：“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栗栗危惧，若将陨深渊”，切防“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方能“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可惜的是，这种领悟及其带来的善愿，只能在政权草创伊始或大乱大难之后，执政者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著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他们总是自封为天命永远合法统治者，相信自己手中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后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一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会以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强势，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禹、汤后人暴君桀、纣的政权，而且从此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西周“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在《尚书》中还有《无逸》这样的好文章，记载著周公反覆告诫成王，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只可惜始终不见“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踪影登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时值天下无道的春秋乱世。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后，痛切体认鲁国君臣都失掉了本分，没有一种矫正机制的恶果，于是在礼的范畴提出了“正名”之说。
    孔子受卫国国君邀访，很想在那里展开一项从正名著手，谋建权力制衡，防范越位危险的政治试验。赴卫途中，弟子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以什么为优先）？”孔子告诉子路：“必也正名乎。”又说明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人际关系存在互为条件的要求，人际尊重必须是双向的，在下者固不可僭越，在上者尤不可滥用权力，诸如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切人和事都要按照礼规定的名分行事。
    毛泽东曾在他的书信中提到，孔子的“正名”说中，“名不正”前面最好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这样，正名的意义就更为完整和确切了，特别有助于戳穿种种巧立名目、有名无实的不实之名。今日世界，多少国家，徒有宪法之名，作为宪政精髓的“权力制衡”功能尚在乌有之境，宪法成了专制政治的遮羞布；仁政德治也者，尽管表面文章极一时之盛，总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罢了。
    “正名”之说突显了“礼”的制衡意义，特别突显了对上，亦即对权力阶层制衡的理论依据。真正落实“正名”任务，唯有建立、健全“权力制衡”体制。
    关于“正名”说的内容，可以孔子强调的“尊尊”和“亲亲”为例作一说明，其中“尊尊”之说不啻“权力制衡”观念的导论。
    尊尊，用现代语言来说，常常理解为下级服从上级，否则社会秩序无从建立，国将不成其为国了。但尊尊本意不止于此。孔子主张人的言论行动应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也就是说为尊者，要使自己符合尊者的准则。尊尊之最当为对君主的尊重，因为君主治理国家，臣民应当听命效力，但这不是没有条件的。
    孔子主张“事君尽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同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君若无礼，臣也就无忠。君主如有过错，臣应犯颜直谏，《论语．实问》中说“勿欺也，而犯之”。要坚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君主坚持错误，臣子也可以抛弃他另投明君，即“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去无道，就有道”，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自己正是这样离开鲁国的。孟轲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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