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分工层次上，各人表现和贡献不同，应该得到不同的评价和回报。这就好象孟子说的“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粗细，犹其有大小也。若大屦小屦（屦：古时用麻、葛等成的鞋）同价，则人岂肯为其大者哉？今不论精粗，使之同价，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为其精者，而竞为滥恶之物以相欺耳。”结果只能是“相率而为伪，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墨家批评儒家学说“爱有差等”，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说，抹杀人际待遇应有差别，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人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实，人之爱其子与邻之子本有差等，爱你的至亲和爱你的敌人恐怕更难等同起来。墨翟要求对陌生人如同自己的父亲，恐怕只能导致对自己的父亲如同陌生人。如此所谓“爱无差等”，只能是取消人性利己的进取心的存在，最终否定了人的灵性创造能力的有效性，其不切实际相当于后世的乌托邦之想。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不赞成这种貌似非常大方高尚的欺人之谈，答曰“何以报德？以直（秉公办理，不挟私嫌）报怨，以德报德。”
    或人之言，表面厚道，实则怨、德之报皆不得其所也。孔子反对一味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如此无异纵容坏人，鼓励邪恶；也不提倡那种以怨报怨，怨怨相报，去做出跟对方一样令人厌恶的坏事。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这个直，就是秉公办理，不挟私嫌，是为儒家循中庸之道导致的应有明智结论。
    后人往往以为儒家主张“以德报怨”，其实此话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以讹传讹，大谬不然也。
    由仁及礼所赖的中庸之道，是一种优化决策之道，绝非简单平均折衷“和稀泥”的“乡愿”之道或走极端，不应当提供绝对平均化，或只讲爱心（公心）不讲私心的制度。这个道理常被误解或曲解，为此不厌其烦，反复说明，学者所宜详玩也。
    行仁的原则，即弘扬爱心，追求两心调谐的原则，是万世性和普世性的；而礼这个形式，就要按着中庸之道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礼不仅把万物之灵和野兽以及无生命的东西从形式上区分了开来，更是为了造成一种有利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社会环境条件。
    礼实际上是对人类行为自由度的调控，其主要功能在于约束；从自觉遵行的规矩到强制制衡的法律，包括对统治权力的制衡功能，都是不同形式的约束作用，都以贯彻两心调谐为目的。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礼将由无到有，由简到全，逐渐达到繁复高峰，然后在通向理想化的大同社会的高级阶段，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约束终会越来越少，终要由繁到简。
    制衡是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制约手段。不同于一切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机制；它是一种平行或高于被制衡对象的否决力量，其中对统治权力的制衡功能，可以说是礼的约束作用的最高形式，也是仁的最后守护神。
    “权力制衡”不容统治者掌控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以避免严重决策错误，防止不可挽回地腐化堕落；否则，无制衡绝对权力一旦失却自制，就可能凌驾礼制之上，随意颠覆两心调谐大原则，造成无穷无尽的人祸浩劫。
    中国的礼于夏商周三代逐步成形，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夏礼已远，当时虽有夏朝后代杞国在，不足证也；殷礼尚有殷人之后宋国保存，但非当世之法；周礼乃时王（本朝）之制，内容详密，有“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汉书．艺文志》）之称，到春秋乱世时虽有散失，但仍为当时所用。孔子以为“周监于二代（意为周借鉴、继承、发展了夏、商二代的成就。监同鉴），郁郁乎文哉！”声望崇高，号召力强，大体尚未与春秋时代现实脱节，因此说：“吾从周”（《论语．八佾》）。
    尊重周礼，目的是“古为今用”，以复古之名行改制之实也。孔子在周礼的框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改革，例如反对杀人殉葬、贵畜贱人、昏君独裁、横征暴敛等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孔子反对旧日对庶民阶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作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的礼，推广到民众中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范畴，实现道德礼仪上的平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章句》）也。孔子也反对形式主义、繁文缛节、铺张浪费的各种礼仪。鲁人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告诉他“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那种执礼极端化的名流典型，同不把礼当作一回事的另一极端一样，也都不为儒家所认可，“伯夷隘（狭隘），柳下惠不恭（简慢），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不取）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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