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其实天人合一学说中更精彩的部分，也许不在这里，而在其政治思想之中。

    前文曾经约略提到，《尚书》里有“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孟子》里也曾大加发挥，用以宣传“仁政”。这是天人之学中除生态环境的科学思想和人与天参的哲学思想之外，更为精彩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这个思想，由来已久，只是到了历史学家司马迁手里，才被大大充实而发扬起来。

    司马迁说过，他的使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观《史记》全书，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司马迁是凭着深究天人之际，来通达古今之变，遂成其一家之言的。而他所着重探究的天人之际，正是天人之学的政治思想方面。

    当然司马迁也谈到过天人之学的其他方面，尤其在涉及天象的时候，他似乎无力摆脱家族世职的影响，谈一些“为国者必贵三五”、“日月晕适云风，其发见亦有大运”（《史记·天官书》）之类占星术式的语言。对某些意外的政治变幻，他也曾说过“盖若天所助焉”（《史记·六国年表序》）之类的话。但是，他更为瞩目的，则是天人之学的另外一种传统，重民的传统。

    早在上古政书里，就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等因民为天的说法，以及“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尚书·酒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书》，《左传》僖公五年引）之类的敬德保民的告诫。后来经过儒家仁政学说的鼓吹，更形成了一套“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为政之道。司马迁说他修《史记》是效法孔子编《春秋》，为的是使前人“载之空言”的议论，“见之於行事”而“深切著明”。其实《春秋》所含思想并不算多，除了大一统或尊王攘夷外，便所剩无几。《史记》倒真是以行事代空言，寄天人之际于古今之变，因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使以往某些载之空言的道理，活现为栩栩可感的事件和人物。其中，值得特别称道的无过于重民一节。

    一般说来，天人之学以天为尊，以人从之；无论这个天是何种含义。但是，何从知道老天爷喜欢这样反对那样主张这个反对那个，为人者究应恪守什么呢？一种解法是，由巫、祝和王、圣来宣示和定夺，据说只有他们善解天意懂得天理。于是，在天人之间，就出来一位第三者，他承上启下，顺天应人；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往往是在行自己之道。这是常见的格局，也是不稳定的格局。因为三者（实际上往往是两者）处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三者形成一种循环的关系，而且是循环制约的关系，有如“石头、剪刀、布”那样，情况便将大为不同。那时候，天授命王，王统治民，民左右天；任何一个因素都既受制又能制，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的局面，岂非古代社会中最理想的政治形势！当然，这里面，天是虚悬的一格，但却是当时不可或缺的一格。所谓“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兑》、《革》）者，应乎人是真，顺乎天是假；但这个假，也许比真更为必要，或者说更真。一个真正的明智者，倒不在乎他是否指出过假之为假，而要看看他能否触摸到真之为真。这大概是今人可以谅解也应该谅解的。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继《春秋》而修《史记》，所究的正是这一方面。其最为人所乐道的例子，莫过於给落拓贵族项羽立了本纪，为潦倒士人孔丘、农民领袖陈涉写了世家，以及，为一大批游侠、刺客、优伶、商贾、技师等下层人物编了列传，来突出平民百姓的创造历史的作用，以显示天人关系中人民在一定条件下的先行作用和制约作用。
    这里所谓的“人民”，他常用“天下”一词来表示，例如：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倡，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下”在此已非空间概念，而是一个比国家还大的社群概念，意指全社会、全民族；它与国家另一不同之处是，它没有政治、权力等含义，却带有文明同义语的意味。因此，所谓天下，就不是“在天幕之下”这样一个具体的意思，而具有“老天在下界的存在”这样一个形而上的内涵，其担当者便是人民。

    于是，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天人之际，就不止于天运的三十年五百年一变，不止于天命所归等宿命论问题，而主要是民心民意的作用以及它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也就是民对天的制衡问题。在这样的天人关系中，百姓不再是天命和君王双重压迫下的群氓，不再是一条直线三个点的最下一点，而成了一个圆圈上的三段之一，成了君王必须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的力量。所以司马迁要说：“政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史记·历书》）政或执政者，在这里不再处於上承天命下化万民的显赫位置，而必须两头顺应，“顺乎天而应乎人”，事实上只不过一名行政官员而已。

    当然，事实上，君王并不会真正做到顺天应人，也绝不愿屈尊充当行政官员。司马迁哲学对於历代君王所应起的规范作用，远远不如它对於历代知识份子所常起的鼓舞作用。中国知识份子多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把民族的盛衰文化的荣枯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说与司马迁的天人之学没有深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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