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天之不可分离的意识，显然是绝地天通前千万年间形成的基本意识；也是一个永远正确的意识。绝地天通以后，人的独立性产生了，加强了，被美化成什么主体性了，但在大自然面前，仍难免极度渺小，永无可能彻底独立出去，自我作主。所以，人们还得与天交通，还得承认不可与天分离，还得追求“人与天调”。只有做到人与天调了，然后天地之美方可生发，人的生存方有保障，前进方才可能。阴阳家的这个原则，反映了人与环境不可分离的事实，无疑也是永远正确的。
    （四） 
    但是，应该看到，“人与天调”的原则，包含有一个负面因素；那就是，它将人放在消极被动的地位，只强调人的适应性即所谓的“合于天地之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借用荀子的话来说，这叫做“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和“错（措）人而思天”。所以阴阳家在“务时”之外，更要“作祀”，除了“不可失也”的一面以外，还有“拘而多畏”的一面。

    当然这也难怪，人类刚刚绝地天通，脐带刚刚脱落，离开独立和行走，还有相当一段路程。何况大自然的奥秘，又是那样高深莫测哩！所以在整整一代甲骨文时期里，我们能看到的记录，都还是作祀多于务时，更不用说以前的时代了。

    大概从周朝开始，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天的尊严才蒙受亵渎，人的作用才得到强调。本来，商王宣布自己是天帝的儿子，所谓“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在太平的年代里，谁也不曾怀疑过。后来世道乱了，人民开始埋怨老天爷并不公道；武王要伐纣，首先也必须伐掉这张商为帝子的护符，方能动员群众，所以他们宣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现在“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了（《尚书·召诰》），并命他们来“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灭商立周。何以见得天命忽然便改变了呢？请看，“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纣有臣亿人，亦有亿万之心”（《泰誓》，见《管子·法禁》），殷国已经人心离散、怨声载道、乱成一锅粥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见《孟子·万章上》），老天爷和老百姓是心连心的；“惟天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它要为民求主；我们周王现在就来“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革它商纣那一伙子的命了。

    后来的故事是，周武王果然革命成功，得了天下。周人头目心里当然明白，改朝换代中真起作用的并非什么天命，而是人力，是民心的向背。所以他们既得天下之后，特别要求自己的宗室“敬德”“保民”，“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就是说，只有自己警于所得，行为端正，把百姓调理好了，天命方可永远受用。否则，“殷鉴不远”（《诗经·大雅·荡》），虽得之，还是会复失之的。

    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深深地画出了一条时代界沟，形成了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的不同时期，在天人关系的天平上，神格天的地位开始式微，人的份量慢慢加重。以至于到了春秋时期，经常可以听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以及“天道远，人道迩”（《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定共元年、昭公二十年》）之类的远天近人的高论。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诞生了孔子的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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