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平列或对立这两种属性，还不足以把握人之为人。因为，上述的两种属性，并非此疆彼划，泾渭水火；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长时间陷在灵肉分立或对立之中，而总是要追求并能得到二者的各种意义上的和各种程度上的统一，追求并得到某种平衡。这也就是说，人不仅是半为天使半为野兽，而总是既为天使又为野兽，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既非天使亦非野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在的人。其所以如此的奥秘在于，人不仅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它还具有或更具有由于二者统一、能使二者统一、并因之超乎二者之上之性，这个第三属性，姑且名曰人性，或者叫做人文性。正是这个第三性，作为内在的动力，驱使人人这样那样地整合着自己的前两种属性。这是上自圣王下至匹夫无不经历着的人生真相，尽管表现出来变得千差万别。

    话虽如此说，但要如实地认识这一些，却并非易事。在上古中国，道家学派偏重于强调人的自然性，无论是养生、纵欲、隐逸、保真，都是着眼于物质的或兽样的人。墨家学派则反是，他们仿佛以为人类只有社会性或神性，别无其他，所以会主张兼爱交利、节用非乐，摩顶放踵，枯槁不舍。只有儒家似乎得其中和，但仍未免偏于修齐治平、成圣成贤的一面即神性的一面，尽管他们并不拒绝滋口悦耳、娱目佚肢那一面即兽性的一面。照孟子的说法，这社会的一面与自然的一面，都是人的性，也都是天的命；对社会的一面应该强调它是人的性，不可推诿；对自然的一面需要注意有天命，不可任性（见《孟子·尽心下》）。这样的既有又有、亦此亦彼，便有可能“二生三”，生出来那个第三属性，人文性。也只有抓到了人文性，才会同等承认神性与兽性都是人的性、天的命，并妥当予以安置，认真实现，超然解脱；也才能敏锐看出并敢于否定那些孤立、平列、对立前二性的见解，看出它们尚不真知人之所以为人，当然也谈不清什么真正的提升与超越之类了。
    （二） 
    必须申明，对天与人能以作出上述的分析与理解，已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相当长久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在起先，人还无力把自己同“天”在主客观上分别开来，还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庄子》上面有云，远古“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这些话，其价值判断虽未必真，其事实根据倒不甚假；那时确是一个人类尚未割断自己脐带，与大自然混同无别的时代。不仅此也，人类那时不仅无力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分清彼此，还偏爱节外生枝，造出一些人和自然的影子世界即超自然界来，同自己夹缠一起，形成了所谓“民神杂糅”（《国语·楚语下》）的神话天地。

    那是一个混沌时代，也可以叫做原始的天人合一时代。其合一程度之深，除了后来的尚无自我意识的襁褓孩提差可比拟外，任何成人再也无法企及。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那时的意识尚处在初级阶段，其特征为直接性和非中介性（见《精神想象学》前言）；也就是说，人与环境是直接同一的，一体的。在那个时候，不用说没有“天”和“人”这些范畴，压根儿就不知道天与人还有什么不同，沉潜在所谓“族与万物并”的状态。只不过，这个“并”，并非如庄周先生所潇洒地追求的那样，在高超意识中视人与万物无别；而是恰恰相反，是在初级意识中的视万物与人无别。万物被我们的祖先们想象成不仅有知有情，而且有志有灵。以至于，万物不仅是物，而且还是“神”──被投影为神；当然人也常把自己投影为神。它们神气活现，出没人间，这就是所谓的“民神杂糅”。

    据说后来，到了颛顼时代，“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使“民神异业”，“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天人方才慢慢分离开来。这个奇妙的豪迈的“绝地天通”壮举，据说曾经三起三落，反反复复（同上），表明了人类走出混沌，知道区别物我，着手分辨天人之维艰；但是另一方面，是否也有舍不得走出混沌的意思？时至今日，不是尚有“悲极呼天”之说之举么？悲极呼天，和“疼极喊娘”一样，都是人的原始依恋（与“终极关怀”相对）情绪的表现，人类似乎始终未曾忘却，只有他所从出的自然（天和娘），才是最温馨的安乐窝，最安全的避难所。所以，三起三落的绝地天通故事，是一则构思相当精美的神话（仿佛尚无把它讲透的通俗文本面世）。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人们还无力用“科学”语崐言而只能以神话形式表示复杂现象时，物我并居民神杂糅的现象，大概也只能被想象成地与天之不曾隔绝，民神可以随便交通（有人甚至认为斯时天地相比──见《楚语下》）；一旦知道物我乃彼此，民神各异业了，岂非就像天地终于分隔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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