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种职责，显然过於高度概括了（看来是论说的方便使然；下面我们再引述其具体内容）。有了职责，必然会有彰扬职责的规范或标准，那便是所谓的“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3]。六位、六职和六德的整体配合，据说是这样的：

     ……父兄任者，子弟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因而施禄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谓之君，以义使人多。义者，君德也。非我血气之亲，畜我如其子弟，故曰：苟济夫人之善也，劳其藏腑之力弗敢惮也，危其死弗敢爱也，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能与之齐，终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变，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既生畜之，或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子也者，会×长材以事上，谓之义，上共下之义，以×××，谓之孝，故人则为□□□□仁。仁者，子德也。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陷无由作也。[4]

    君使人以义，臣事人以忠；夫率人以智，妇从人以信；父教人以圣，子效人以仁。位、职、德的如此搭配，颇有点筚路蓝缕的架势，显得不那麽通顺。於是我们难免要问：像父慈子孝这样的德目，夫唱妇随这样的说法[5]，当时并非没有；为甚麽《六德》篇偏要舍近求远，生搬硬套一些更显赫更空泛的德目，来敷衍成章呢？莫非其中另有图谋？这是一桩饶有趣味的拷问，让我们细细道来。

    在这批楚简的另篇文章《成之闻之》中，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语句： 
    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6] 
    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远措也。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何？言慎求之於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7] 
    君子应该“顺天德”“顺天常”和“祀天常”，这对当时的各家各派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共识。问题是，天德天常甚麽样儿，又在哪里？各家的说法便有了分歧。重视实践理性的儒家认为，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8]。君子只要“慎求之於己”，便“可以至顺天常”，这叫做“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远措也”。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这里所谓的天德天常，以及他们在许多别的地方谈到的天道天行，每每不是本体论的，也常常不是认识论的，而往往是伦理学的。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9]。他们认为，平平庸庸的日用伦理，便是赫赫明明的天道流行；而神秘莫测的大常，必定要从天降来治理人伦。“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只要慎於自己所处的人伦地位，便是答谢上苍的最佳手段。

    因此，六位六职所应遵循的六德，便不能也不会只是特殊性的、只适用於家庭范围内的琐德细行；而必定会是更一般的，是天道的直接延伸和显现，如圣智仁义之类。这就是六德之所以不取孝慈而高唱圣仁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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