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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说，王道是天道的落实和引申，即参照天体运行引申附会出来的为政之道。不同的是，它们一旦被命名为王道，便从此不再是制约君王的天条，而成了君王秉承或代表天意制订的国法，成了率土之滨理应奉行的大法即洪范，也就是成了君王制约别人的法宝。所以才有“无偏无陂”那样的三句话。据说只有如此，才能使天下国家臻于至善之境，即所谓的会归于极；或者说，这些王道，就是天下国家臣民百姓所应会归的“极”。
天道一转而为天之道，再转而为王道，从一方面看，它意味着人类无需事事再瞧着天的眼色定举止，这无疑是人的自觉程度的提高，是人类的进步；但一切进步都包含有退步的种子，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无意志而运行的天被有欲望在运作的王所僭越的事实，其必然的结果是：这里所谓的“道”的客观规律性遂愈转愈少，而主观任意性则越来越多，以至于，会有“惟辟（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国”（《洪范》）之类的作威作福的警号。
当然，作威作福有一个时代所允许的限度。因为王道虽说主观成份很大，但是终究脱胎于天道；所以它还不全是君王能有之道，而常是君王应有之道。如果某位君王超出了时代所允许的应有范围，难免以无道而遭致讥弹、废立乃至诛伐。孟子见梁惠王，说了许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施政方案，其弦外之音便是讥弹。历史书中记述朝代更替，也常拿王道作口实。例如《逸周书》有：
（汤将放桀）曰∶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汤既放桀）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三让……（《殷祝》）
大帝指夏禹，他曾作道。夏桀作威作福过了头，灭了道，所以该放。既放桀，汤以天子之位三让，希望由更有道者来担当。这些道，当然都是指的王道，也只能是王道；天道不是由人作的，王道才是最方便的口实。只是这篇史书的作者疏忽了，夏商之际还没有王道观念；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另外一种说法：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尚书·仲虺之诰》）
这份诰书当然也非实录，但它造得比上述的《殷祝》更接近成汤时代一些，因为它不谈有道无道，而打着天命的旗号。天命是殷商人思想，所以武王伐纣叫做革命，口号叫“天命靡常”。命革完了，才赶紧提出“敬德保民”来；德者得也，谓天道已被自己得到，成为王道了，不仅仅再是天命所归而已；怕的是别人再来援例革掉自己。
从标榜天道到提倡王道，意味着宗教权威让渡给政治权威。这是文明的进步。王道是一种政治思想，是主张为政者利用和平手段维持统治的思想；但是政治更需要暴力，强调用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治思想，是为霸道。王道和霸道，本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两手，战国时代，霸道即以力服人的思想流行，终于酝酿出并凝聚为法家；儒家则高举王道即以德服人的旗帜，并使之建筑在伦理的基础上，演化出人道主义。
人 道
人道一词最早出自子产（《左传》昭公十八年），用在与天道相对，即非神秘非宿命的人文意义上。后来儒家出来使之全面展开，赋以政治的、伦理的和哲学的内容，铸成中国文化的人道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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