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胥……将死，曰：……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哀公十一年） 
    诸如此类的天之道，既不是变幻无常的殷周之际的天命，也不同于道术意味的春秋前期的天道，而是更进了一步的天的道德律。对于天命，人们只能莫之何而安之；对于天道，人们已经可以观测并禳祓；至于天之道，它是至上的律令，人们应该遵守，只是这种律令具有道德性，因而人们可以修德以应之。所以，天命—天道—天之道观念的演进，表现为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莫之何而安之的天命，一反而为可预测可对付的天道，再合而为应遵守（安之）宜修德（对付）的天之道。事事物物的进展，往往如此。

    《老子》里面说：“不窥牖，见天道”，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其所要见的天道，本来是应该窥牖而后方可得见的天体运行；而其所以能够不窥而见，只因为天道此时已经泛化成为天之道，成了恢恢不失的道德律，只要反求诸己便足，无须窥牖外寻了。

    摸清了这个演化进程，一个附带的收获也许是，可以借此鉴别古籍的成书年代。譬如，《尚书》里明确提到天道的地方，有如下一些：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仲虺之诰》） 
    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汤诰》）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说命》）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泰誓》） 
    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康王之诰》） 
    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毕命》） 
    有趣的是，这六条明确提到天道字样的材料，全都出在所谓的古文尚书中。今文里，只有天命、天威、天罚之类以天为意志之天的更早思想。二者之间，有不变与善变、可知与莫测之别，纪录着人们对于天的认识程度的浅深。即此一端，也可证实前贤所考古文尚书晚于今文之说。而且，尤有进者，古文尚书所谓的天道，还不同于前引《左传》各条的天道。《左传》的天道，只是天体运行之道和人们因应之术，是一种自然的天象和社会的对策；而古文尚书所谓的天道，则是某种义理，是天的道德，即所谓的天之道。这种思想，出现得更要晚了。

    王 道 
    律令意义的天之道，本来是说给君王听的，是大臣们挟天道以令天子，制约君王无限权力和自由意志的法宝。如果某位君王开明，或标榜自己开明，愿意自觉地以天之道作为政之道，或虚伪地以天之道作为政旗号，表示或表白自己对天道有得，那时，天之道就成了王之道即王道，其神秘性或客观性遂黯然失色，人文性或主观性则逐渐增长，成了为政以德乃至以意了。

    历来被称引得最多的王道字样，莫过于《尚书·洪范》里的如下一段：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这些荡荡、平平、正直的王道，内容并不很多，那就是其文前所说的什么以五福（寿、富、康宁、所好德、终其正命）赐其庶民，和颜悦色对待臣民，毋侮鳏寡而畏高明，鼓励臣民有所作为等等。不过内容虽说不多，性质却很重要。王道之重要，重在它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是其后文所说的“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以及，“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里第一句话可看成王道的性质：它顺乎天帝，为民作则；第二句说王道的作用：庶民理应遵行，以沐君王之恩；第三句话是总结，由此得出了君民的尊卑关系。《左传》上面有一段话说得好：“……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文公十五年）。这个所托的古之道，也正就是《洪范》所说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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