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昭公二十六年：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公说，乃止。

    上列这些所谓的天道，首先是指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由于它们运行的所在，对应于人间的分野，而带来的人事吉凶。天道天道，本来应该只是就天而言；但是由于人力的渺小，无法与天争胜，而不得不托天之福，畏天之威，一任天的主宰，匐伏以从，而将人间划分为若干与星座相应的分野，按照天象揣测人事。于是有了上述的大火（心宿二）出而宋灾，岁（木星）在西北而南师不时，五及鹑火而陈亡之类故事。

    这种含义的天道，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天行之道，它还包括对应的人事、以及人们的因应之术在内；所以，它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占星术。司其事的有日官、祝、卜、史等；一些大臣如士弱、董叔、裨灶之流，由于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为王公所器重，发言的权力往往更大。他们的前身，应该就是巫。只是到了春秋时代，一些理性色彩较浓的人，已经不愿相信天人之间存有这种对应关系，也不相信因应之术的神效，转而提倡人事由人自己左右；诸如上引的叔向、晏子，甚至谈论天道的士弱。尽管这样，比起殷商时代的上帝肆意观念来，周人的天道思想，即相信天有其道、人有其术的思想，仍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与《左传》记述着同一时代言论的《国语》，虽然渗有着更多后来整理者的思想和用语，但只要仔细分别，还是可以看出春秋人的天道观念。其特征仍然是，认为天道是天的运行轨道，是示人以法则、供人遵循的范本或常规。如：

    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必顺天道,周旋无究。（《越语下》）

    解说天道，仍然是瞽史的专业，所以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周语中》）之类的说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臣们之敢于并乐于声称自己不知天道，已反映出巫史们的占星术式天道观念的式微。这一信仰危机，在子产那句“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名言中，更是集中表现出来。但是，子产的话，不过是第一片落叶，天道的冬天还远未到来。理性主义者们当时能够想到和做到的，只是巧妙地由天道引申出君王应该恪守的戒律来，或者不如说把为政应有之道附会到天象上，再返回来尊作天行之道，以作为建言、谏争的根据，拉着“天道赏善而罚淫”（《周语中》）、“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晋语六》）之类的虎皮作大旗，以求补救君主无上制度的缺陷。这种意义上的天道，即作为道德律令的天道，在《左传》中，通常叫天之道，例如：

    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庄公四年） 
    谚曰：高下在心。川绎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宣公十五年） 
    晏平仲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襄公二十二年）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昭公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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