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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石鼓文有点例外，它二字具备，既有用作动词读如háng的字，如上所引，又有用作具体名词的字（见《吾水》：“吾水既静，吾既平”）；而且这个字，又不象金文那样从行从首或从行从首从止，而分明是从行从首从寸，也就是后来的他动词“”字。石鼓文这一两字并存的情况，如果其年代真的如郭沫若所测，为公元前七七○年，即春秋时代开始之年，则可以说去古未远，加之石鼓地处西陲，礼失野存，因而得以保留甲骨文的字，同时也引进了时髦的金文繁体字，并误“止”为“寸”，以手代足，成了字。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假定：甲骨文的字便是由象形字字派生出来的指事字，便是最早的道字；它也许仍读行，乃至仍用作动词，如石鼓文所示；但它无疑具有区别于字的动机和目的，那当是，鉴于字本义渐失，而道路以其本体为用的需要日增，于是另造出一个字来，以特指人之所行之道。可惜例证无多，而且为时不长，到金文时便被取代了。
天 道
道字本义虽是人行之道，但在当时，人行之道却没有多少好说的，不象今天这样，有什么人行道、林荫道、羊肠小道、阳关大道，乃至黑道、白道等等花梢内容。所以，它除了偶尔以其弯曲的身躯和粗糙的面孔作为标志物，充当一下土地的界线，如散氏盘中所见的那样以外，几乎很少有以其本义出场的机会（曾伯有“金道锡行”句，郭沫若云：“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在当时，倒是天的行动轨迹，变幻莫测，关系着人生安危，影响到祸福吉凶，令人惶惑、祈求、战栗、臣服；于是，道字的本义，虽很少用在原发之处，却大量地无偿地借贷给天，郑重地用为天行之道。
天行之道是为天道。但天道这个词，无论在遗物中还是在文献中，出现都很晚，直到周人才开始使用。尧舜禹遑论矣；殷商时代，冥冥中主宰世人的，还不叫做天而叫做帝。帝象凡人一样，具备七情六欲，而且喜怒无常，恣意任性，谈不上什么固定的行动轨迹，或者叫没有固定的帝道。殷人之所以凡事必卜，就因为他们无法预测帝的意向；而其所以要将应验的结果纪录下来，则是希望能通过经验积累，摸索到上帝的某些行动轨道。
其实，只要相信上帝是一位恣肆的超人，就不可能形成帝道的观念；因为它本无常道。所以甲骨文中从无帝道之类的字样。当然，说穿了，这根本是由于殷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行进道路知之甚少，是这种无知的表现。
现在可见的天道观念，以公认为可靠的文献而论，最早见于记录春秋史事的《左传》。其襄公九年有曰：
春，宋灾。……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天道。何故？对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日官，典数者）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指王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又襄公十八年：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注：岁在豕韦，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又昭公九年：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杜注：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杜注：是岁岁在星纪，五岁及大梁而陈复封。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后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鹑火五十二年。天数以五为纪，故五及鹑火，火盛水衰），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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