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者纹理，人与他人处在各种关系之中，必有也应有各种纹理，即行为方式或准则，也就是礼。所以说“礼也者理也”。但行为方式的深层藏有行为动机，那才是行为之本，理只是行为的外现，所以说“义理，礼之文也”。虽说如此，方式还是不可少的，动机总得通过方式来表现，而且人们总能找到合适的、应有的、“心之所同然”的方式，那就是所谓的“义”、“理义”。崐 
    就这样，儒家从理的视角看礼义，把礼义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使人的关系合理崐化，便似乎给人的行为找到了某种客观依据和标准，当然他们的学说也就以此增强了神圣性。礼、义之外，将理和智联系起来，是更方便的事：

    父母之丧，……三年而详。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记·丧服四制》） 
    西方哲学家爱说情感、理性、意志为人之三要素；仿佛人亦自然一物，由种种要素组成。中国哲学家则强调人的社会性，另立仁、智、勇（强）三个关系范畴。智者知人。智者之为智，以其知道为人之理，故观其理可以知其智。

    这样一来，儒家的仁义礼智四大件中，竟有义、理、智三件与理密迩；唯独仁德一项，以其重在情感，而和重理性的其他三项分立着（儒家有时以仁义礼乐并举，则仁、乐为情，义、礼为理）。这是我们评论儒家思想时不应忽视的一大要点。当然，儒家还有尚和的思想方法，它会巧妙地调用情感和理性，以使仁与义礼智（或仁乐与义礼）各得其所，共存共荣，并会归于一，有如儒书上所说的：

    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成。……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荀子·大略》） 
    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智，人道具矣。（《礼记·丧服四制》 
    儒家的这些观点，也波及到非儒学派，譬如《管子》上说：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心术上》）

    其论礼、义和理的关系，同前引的《礼记》、《荀子》如出一辙。《庄子》上谈仁义礼乐归一的话，也和儒书差不多：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缮性》）

    所不同的只是庄子在仁义礼乐之上冠以道德，并反对礼乐偏行而已。 
    道 术 
    上面是从“道理”看世界，从世界谈“道理”，都还停留在“言论”、“意致”以及不可言意（也是一种言意）的阶段；套用一句时髦话，叫做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从可操作性来看来谈，就进入道术范围。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所谓道，和希腊人的相应范畴“逻各斯”，虽同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却有着重大差别。那主要是一个源于行走，一个源于言谈；一个指向实践，一个沉缅理性（参见拙文《解牛之解》，《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中国道的这种实践性，在“道术”一词中，得到明白表现。 
    道术一词，有时指道和术，有时特指术化的道或道样的术。 
    道字源于道路，已见前述。至于术，《说文》亦释其初义为“邑中道也”；此字甲金文中未见，惟《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犹时以“术”与“街、衢、里、乡”等字连用，可证。则道与术，皆为行动的轨迹，并引申为行为的绳墨。只是道字为道路一般，术字指特殊的道路，二者有广狭之分，或更为抽象和略微具体之别。道与术的这种不同，亦如道与理的不同一样；只不过分指行与言罢了。

    可操作的道与术，是从不可操作的道与理中生发出来的。精确点说，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着的道理加以承认，有所了解，进而掌握运用的结果与表现。简单点说，道术是被掌握着的道理。

    因此，道和术，都可以看成是方法。反过来说，任何成功的方法，合目的的方法，都是合乎道理即宇宙本来理路的，是道理的操作化或实践化的道理。道理之可贵，不贵在它可供谈说，逗人遐思；而贵在其可以操作，成为道术。而道术，也正以此不等于普普通通的方法，而具有神圣性。所以，在《庄子》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

    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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