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理”的概念，再来仔细分析那个众所周知的道器关系，应能看出，由道到器或由道到物，或者说，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中间实藏有一个易遭忽视的“形而中”，它就是“理”。理是成物之文为物之制，但还不是物；稽于道而非道，但又是道的“具体”化。它是道在物化，物的道式，不妨简称之曰物道。

v当我们用二分法简单地看世界时，我们往往大略地分之为道和物、本和末，等等。这是可以的，也很必要，因为这时我们已从繁杂的具体上升为思维的抽象，得其真宰、以一驭万了。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也不能止步。为能真正认识世界，还必须从抽象再返回具体，或者说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使抽象内在于具体，具体融合于抽象；这时候，将会体味到有一种抽象的具体或具体的抽象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物道。这样一来，世界便三分化了；那第三者，对立面之和，是很值得玩味的。

    值得指出的是，韩非对“理”的这些叙述，并非法家的一家之言，而是当时各家的普遍看法。《庄子·秋水》中有一大段著名的北海若的物论，也正是这样处理道、理、物之关系的。其言有曰：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以道观之（物），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可以言论的是物（物之粗），可以意致的是理（物之精），不可言意的，是为道。以道观物，物本无贵贱，无少多，无短长；唯独有死生，以及有足以引起贵贱、少多、短长之论的“殊理”（“万物殊理”—《庄子·则阳》）或万物各异之理。人们之所以总是妄分物之贵贱，恶死而贪生，从大处说，是不明于道；从细处说，也可说是不达于理。达于物之理者，则知所权衡而不致以物害己，自在而逍遥了。这里，“以物害己”的“以”字很吃紧，它表明，物对人，本是无害而有益的，或者说，天人本来是合一的；物之所以会害人，并非物的不是，而是人在“以”物害己，在于人之不达物理而起的轻举妄动；用现代语说，那是人类自己造出的生态平衡的破坏。

    道家旨在得道。从认识和修养的程序来说，得道先须得理。“理定而后可得道也”，这是韩非看出来的窍门，也是庄子所谓的三日能外天下、七日能外物、九日能外生、而后能朝彻能见独、能无古今能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的学道进程。只是道家往往喜欢反过来说，即从宇宙论的角度立说，说“知道者必达于理”，以张大其道。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必能知（达）理，得理（理定）方可得道；理性和悟性，知和觉，是互相为用互相促进的。

    儒家也谈理，当然是偏于人伦方面。在儒家看来，人非自然之一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为关系，便有关系的纹理或理路；用儒家的话来说，则叫有其应有的准则或所宜，是为伦理。所以，儒家常把理和礼（准则）义（所宜）连在一起。譬如：

          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记·礼器》）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荀子·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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