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一个学派，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的。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也久矣”的春秋末世。（18）面对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他虽然口头上标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9）但实际上始终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0）为自己的志向，故其热切地关注着现实政治。不过，孔子不是象一般策士那样为一家一国的利益作权益性谋划，而是从人类长远前途和命运着眼，构想社会和谐的万世长策。这就需要在社会中确立理性、秩序、公正的价值理念。人们对这些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就可以从根本上矫正扭曲的人性，改变荒谬的现实。那么，如何构建这些价值理念？“学而不厌”、“信而好古”的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先王那里寻找智慧。他看到，上古以来，“德”、“礼”、“孝”、“仁”这些传统观念虽受到严重冲击，但在社会结构中和人们的心底深处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于是，他“述而不作”，以温习和诠释《诗》、《书》、《易》、礼、乐的方法，肯定和弘扬这些观念的人文价值，并试图以此作为原动力来建立符合人道精神的理想王国。（21）孔子以其人文理想和殉道精神，赢得了世世代代人们的尊敬。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是意义化作生命、生命化作意义，其人格和学问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诠释。
    孔子思想中有二点颇易被人误解：一是其好“礼”“从周”，不时感叹：“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22）声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3）似乎他是位典型的复古主义者；二是其强调整顿无序的社会状态，认为治理国政当以“正名”为先，似乎他是位顽固坚持名正言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等级秩序者。而实际上，孔子所从之“周”，绝非西周社会的简单回归；所好之“礼”，亦已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而绝非全然为古礼了。同样，孔子强调“正名”，并非为了维系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而是要以此为手段，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目的。
    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4）以德治国，显然是一种最佳的政治选择。这是源于上古传统的主张。上古之世，民风淳朴，以“德”维系、调节、整合人际关系，又能尊重民意，使氏族共同体成员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尚书·尧典》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至于尧、舜禅让，尚德授贤、以德居位，更是古史传说中的佳话。此外，史书中还记载了舜高尚的孝悌德行，说：“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闻可用者，四岳咸荐舜。”（25）孔子熟知这些史事和传说，故其对古圣之德多有称扬，如称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颂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6）又赞叹：“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7）他更从中获得启迪、汲取智慧，并以上古传统为精神资源阐发其自己的社会理想主张。
    《论语·为政》记孔子之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刑政之治，但他洞悉到刑政之治有治标不治本之弊，而唯有德礼之治才能标本兼治，获得最佳政治效果。（28）《论语》中的另段记载亦显明地反映了这种观点倾向：“季氏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9）孔子对“德治”如此看重，无疑有其认知方式作为深刻的理论基础。孔子之学肯认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又认为这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修为与躬行践履，在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凸显。他正是据此得到以“德治”为本的理想社会政治结论的。
    孔子的“德治”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而其要者则有三端：首先，“德治”要以“仁”为基本精神。孔子主张“泛爱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0），称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德，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31）其次，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2）就是说，要以兢兢业业、恪守信誉、节用爱民、征发以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他赞子产之行合乎君子之道：“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33）“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表明作为政治家的子产的行为符合着治国基本准则。最后，“德治”必须以守信、惠民、济众、尚贤、崇正、均平、公正等为基本内容。《论语》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34）“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5）“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36）此外，子曰：“季氏富于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37）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责难一样，亦透露出“德治”中对民众关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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