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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现代民主
原文作者:未知  文章录入:刘娜  发布时间:2007-9-18 17:05:08    


    众所周知,儒家爱人重民,以“民”为邦国之本,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即是这种思想的经典表述。以之看待“君”、“民”关系,自然形成这样的认识:“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18)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孔、孟以来的儒家多能以“圣道”格君心,要求统治者力行“仁政”。如明代朱学家程敏政以《尚书》“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为“庶民称赞之词”,释曰:“‘父母’,是亲之之意;‘王’,是之之意。庶民感戴皇极之君教导他成人,极其称赞,说天子真是恩育我民的父母,真是君长我民的帝王。若人君不能建极以化民,则是有其位无其德,庶民岂肯亲之尊之?故人君不可不究心于皇极之学。”(19)他据之希望君主对“芄独”即“庶民中最微弱的”与“高明”即“为官的、最尊显的”一视同仁,既不要因前者“微弱”而“凌弱他”,也不可因后者“尊显”便“严惮他”。(20)儒者们又多能依据“民本”论批评时政,制约君权。譬如,孔子严斥“苛政猛于虎”(21),“所刺皆中诸侯之疾”(22);又如,生活在朝廷日乱、纲纪日颓、天灾人祸迭起、“弥祸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23)的东汉末年的荀悦,认为君与民相互依存,离开了民众,君主就难以生存,“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业。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24)所以,他要求君主以仁爱之心待民,把重民与重社稷联系起来,指出:“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25)这实际是以“民本”论在向当时日益腐败无道的黑暗政治敲警钟。
    富有“人文”色彩的儒家“民本”思想传统,对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确有一定制衡作用,但其本身绝非是与君主专制截然对立的现代民主。首先,“民本君轻”与“君本民主”并无本质矛盾,前者是对君主而言,后者着眼于整个国家;前者是基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向君主提出的理想,后者则是社会的本质。这二者实际互为一体,换言之,“民本君轻”是为了保障“君本民主”,所以,倡导“民本”的儒者又必然“扶持名教,敦叙人伦”,以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26)其次,“民本”思想虽有助于仁政德治,能给百姓带来些好处,但仁政德治是否实施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自觉程度,而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又依赖于其本人的心性修养,并无法律制度等外强制因素在其间起作用。这就使“民本”论尽管美妙高尚,确难以落到实处。至于儒者在这种格局下只能尽到其“格君心”的思想性努力,而并无任何办法确保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甚至在“忠”的信念支配下,以死以报“君恩”,不仅牺牲了一己生命,而且所谓个人“节气”的彰显遮蔽了对于民生的考虑,更遑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民主了。我们固然无需苛责古人,却不得不将这种历史事实之特质概称为“权力宰制理性”。正因如此,历史上才会出现昏君多于明君、贪官多于清官的现象。最后,“民本君末”的社会本质决定了“民本”思想框架中君与民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平等的,而只会以君为主体,永远处于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地位,至于其所以要以民为所谓邦国之本,则完全是为了自身统治地位的永久,而决非是为了使人民真的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对于民来说,其受奴役、被宰制的实际社会地位使其期盼统治者“以民为本”只不过是希冀能够多少减轻一下自己在王权专制主义重压下遭受到的苦痛和劫难。这种期待心理并无自由意味,而只能导致自我人格的进一步昏睡与沉沦。
    既规范君权,又符合着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使君主们对儒家的“民本”论往往有一种既受且恨的心态。当其居马上攘夺天下及考虑巩固已夺得的政权及其万世永存的时候,往往认同儒家的“民本”论;而当其要强化专制权威时,又必然要将“民本”论弃置,或最多作为掩盖其暴政淫威的饰物。明太祖朱元璋就比较充分地反映出这种心态。反元起事过程中,他主要在金华诸儒引导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一些儒家思想,加人他本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实际生活经验,使他真诚地发出了战国时君若能用孟子之言,施行“仁政”,天下不难定于一,而他本人每逢征战总要严谕将士不可扰民、更不准嗜杀和掠夺子女玉帛,这是他所以能赢得民心而能以一介布衣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立国后,当他考虑如何巩固政杈、建设政权,尤其是从统冶阶级整体利益来考虑统冶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时,亦很自然地充分肯定儒家的“民本”论,认为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真治国之良规”,孔子“诚万世之师”,(27)对孟子所专言的仁义之说赞不绝口(28),更屡屡强调“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严谕各级官吏“厚民生,重民命”(29)。然而,当朱元璋渴力强化专制君权时,就对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异常不满了,“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30)并命儒臣修《孟子节文》,将《孟子》书中所有不利或不便于君主绝对专制统冶的言论阉割殆尽。(31)
    由上所述,可得两点结论:一是儒学既有与君主专制政不相谐和乃至紧张的一面,但更重要们则是其自觉维护着现实的王权专制统冶;二是儒学有“民本”思想传统,但其中绝无现代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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