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亚圣”。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发展。他发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劝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 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连年战争、生民涂炭的现实，使孔子的仁政思想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孟子的学说主要收录在他的《孟子》一书里，我们可以通过该书一览孟子的仁政论。

我个人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

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

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即“为田开阡陌封疆”。他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而不管人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

“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

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的思想，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仁政学说就常有浓厚的复古保守色彩。虽然仁政学说以维护封建制度为出发点，但是对于稳定经济，发展产生，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农民因丧失土地而迁徙流离的痛苦，却有一定的意义。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